中國日報網環(huán)球在線消息：有人稱贊中國外交在現(xiàn)實主義的指引下日益靈活多變；有人憤慨道非洲面臨新一輪殖民主義威脅。“和平力量論”與“中國威脅論”讓世界在爭論中開始重視中國的外交政策走向。對立雙方的言論很多，在此，我們僅選出最具代表性言論，與讀者共饗。
華盛頓時報3月2日文章，原題為《北京采納戰(zhàn)國時代秦國的外交策略》
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在2月25日挑戰(zhàn)地宣稱“伊朗已經獲得生產核燃料的技術，而且伊朗的行動如同一列火車……不能剎車也不能倒檔。”
伊朗副外長穆罕默迪（Manouchehr
Mohammadi）后來警告道“我們已經為各種局勢做好準備，包括戰(zhàn)爭。”國際原子能機構在早前三天已經宣布伊朗已經擴大了鈾濃縮工作，而不是按照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要求凍結它們。
布什政府已經呼吁聯(lián)合國經濟制裁，但人們預計中國和俄羅斯會耽擱和淡化任何對伊朗的行動。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發(fā)現(xiàn)至內賈德的爆發(fā)期間，北京報道說外交部長李肇星和他的伊朗對應人物對話，并“重申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原則性立場�！边@意味著沒完沒了的對話，除了伊朗之外誰也沒有行動。
內賈德無疑受到中國其他重大外交手段的結果所鼓舞（朝鮮六方會談）。北京在2003年“主持”這些會談，并阻止平壤發(fā)生巴格達那樣的政權更迭。德黑蘭出于恐懼與歐洲對話，如今這種恐懼已經平息。
在亞洲，北京的嫻熟甚于客觀，推動“積極動機”來支持金正日的獨裁政權，沒有迫使朝鮮放棄小核武庫。
國務卿賴斯一直很坦白，表示新的六方會談只是“邁向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的重要的最初的一步”，而且該進程仍然只是游戲的“第一季”。它可能如同往常一樣在貫徹階段落空。但朝鮮導彈及核彈實驗造成的緊張已經減輕，北京也已經鞠躬答謝。
北京已經采納了一種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時代的傳統(tǒng)中國策略。在那個時期，處于劣勢的秦國崛起，在公元前221年一統(tǒng)中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韋宗友（Wei
Zongyou）教授把秦國的策略形容為“分而治之”，它試圖阻止其他國家團結起來阻礙其崛起成為新的、主導性的霸權。
在六方體系中，北京開始時就有俄羅斯站在它那邊。然后利用韓國對戰(zhàn)爭的恐懼以及對重新統(tǒng)一及商業(yè)利益的渴望助長首爾對平壤的綏靖政策。然后它只需要要求美國與朝鮮直接對話就孤立了美國——要求美朝直接對話的訴求還贏得了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批評者的支持。雙邊談判于1月在柏林召開。這疏遠了美國在多邊談判中唯一的堅定盟友日本（日本一直拒絕按照新協(xié)議援助朝鮮）。
韋教授對秦國的分析正好滿足北京如今的需要，作為一個“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state）”，北京必須制止“現(xiàn)狀（status
quo）”國家團結起來反對它的崛起。如同秦國，一旦北京掌握足夠的力量，它將尋求推翻現(xiàn)行秩序，并作為世界政治的新仲裁者獲取額外收益。韋教授列舉伊利諾斯州大學的歷史教授施羅德的觀點來支持他的說法：這樣的革命比多數(shù)人想象的容易。在歷史的詮釋中，勢力的平衡往往不能遏制侵略，因為“多數(shù)國家在多數(shù)環(huán)境下根本無法承受這種負擔，并會選擇一種成本較低的策略�！边@些策略選項中包括“躲避（hiding）”和“追隨（bandwagoning）”。
在歐美不乏有人“躲避”中國崛起的暗示。北京在招攬許多較小的、不滿的國家，例如中國主席胡錦濤出訪拉美和非洲。北京和伊朗的關系也符合韋教授的模式，那些（國家）“選擇追隨樂于建立新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大國；它們是權力最大化（power-maximizing
states）國家，跟現(xiàn)狀大國的“安全最大化國家（security-maximizing states）”相對。
圣母大學（Notre Dame）教授許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在其非常深刻的《古代中國與早期現(xiàn)代歐洲的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一書中表達了類似的關于“秦國推行無情的自我加強改革、分而治之的戰(zhàn)略以及無情的計謀”的分析。她告誡道這些“計謀仍然為那些想推翻自由世界秩序的政治手腕所用。”難以找到比這更簡練的對北京目前行為的描述了。
（作者：作者 William Hawk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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