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賢明
“十二五”改革要從經濟總量導向轉為國民收入導向。
當前各級政府都在研究并制定“十二五”規劃。各方的共識是,由于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十二五”將是我國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改革的關鍵時期。能否形成消費主導、服務主導和創新主導的發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十二五”改革的實際進程。但是,從過去幾年改革的實際進展看,要使改革在關鍵領域和重大環節取得突破,必須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當改革不能以惠及大部分社會成員、當發展不能以改善民生為目標,任何好的規劃和好的改革都將缺乏社會基礎。從這個現實出發,“十二五”迫切需要對改革的基本目標作出重大調整,要從經濟總量導向的改革轉為國民收入導向的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最大的凝聚力是中央鮮明地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且以經濟總量為導向推進了全方位的改革。客觀地看,這一改革導向極大提高了全民福祉。但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內部發展條件的變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導向形成的積弊日益突出。最突出的是導致居民收入與財富增長速度遠低于投資與GDP增長速度,形成嚴重的內需不足。
以擴大供給為目標的制度安排與以擴大需求為目標的制度安排,有明顯的不同。既然內需不足是未來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那么從“十二五”開始,就需要把改革的導向調整為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增強社會消費能力。
只有以國民收入為導向的改革,才能凝聚社會合力。這些年社會對改革的諸多不滿甚至質疑,根源在于一些改革并沒有惠及百姓。事實上,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提高國民實際收入的改革,仍然受到了社會的廣泛歡迎,例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改革、農村教育改革等。明確提出未來改革要以提高國民收入為導向,有助于形成社會合力,防止社會“碎片化”。
只有以國民收入為導向的改革,才能形成擴大內需的制度基礎。收入分配領域中“兩個比重”下降,既有市場因素,但更有以擴大供給為目標的制度因素。例如,盡管高于其在農村勞動的收益,但農民工工資水平長期偏低,既不利于擴大農村消費,也不利于擴大城市消費。明確提出“十二五”改革以提高國民收入為導向,有助于擴大內需,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促進發展方式轉型。
只有確定了改革的國民收入導向,才能為其他一系列改革確定標桿。例如,第一,“十二五”中小企業在改革發展中到底如何定位?從擴大供給來看,中小企業應當主要定位為生產者,是GDP和稅收的主要來源；而從國民收入導向看,中小企業、尤其是微小企業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就業,切切實實地提高居民收入。第二,“十二五”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不能僅以提高國家財政能力為目標,要真正把財政作為保障民富的手段,變汲取型財政為藏富型財政,并由此調整中央地方財稅關系。第三,行政體制改革,不僅要以提高行政效率為目標,更要以促進國民收入為目標。能否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降低行政成本,減輕國民負擔,就成為衡量“十二五”行政體制改革成功的準則。第四,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僅要加大收租分紅的力度,更要重新配置在公益領域,保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以提高國民實際收入水平。第五,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在明確可考核目標的基礎上盡快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應當成為“十二五”改革的重點。
可以預期的是,要從經濟總量為導向的改革目標轉向以國民收入為導向的改革目標,存在很大難度。最大的困難在于能否有新一輪的思想解放。正如30余年前如果不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念中解放出來,就無法有效地推進經濟建設一樣,各級政府如果不能從“經濟建設至上”的理念中解放出來,就無法實現改革導向的重大調整。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