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是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也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應用。在黨章草案的總綱和第二章中，對于黨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較充分的規定。這些規定，是我們黨組織生活的多年來經驗積累的結果。
黨是依靠全體黨員和全黨的各個組織，來聯系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為了從人民群眾中收集他們的意見和經驗，為了向人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把它變為人民群眾自己的主張，并且組織人民群眾加以執行，一般地都必須經過黨員的努力，經過黨的下級組織的努力。因此，正確地解決黨的組織和黨員的關系，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關系，黨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的關系，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關于上下級關系問題，是曾經出現過偏向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居于統治地位的時候，上下級關系中的偏向是過度集中。在那個時期，下級組織對于上級領導機關實際上幾乎沒有發言權。當時的上級領導者不但沒有興趣聽取下級的情況和意見，而且要給那些根據實際情況向他們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見的人們以種種打擊。這種錯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從一九三五年以來，我們黨的上下級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處理全國性的重要問題的時候，總是盡可能征詢和聽取各地方和各部門的同志們的意見，對于不同的意見，一般也可以進行自由的反復的討論。大家知道，中央有許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發給地方，要求各地在討論和試行中加以修正，在幾個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據各地的意見修正發布的。對于中央已經發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組織由于具體情況確實不能照樣執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組織按照實際情況加以變通。不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中，中央都給予地方獨立處理問題的廣泛權力，而事實證明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門，上下級關系一般也是執行了同樣的原則。地方和下級對于中央和上級的領導，一般是尊重的，因此，黨的政策基本上在全黨能夠得到貫徹實行。
但是，在這個時期，黨內也曾經存在過另一種偏向，就是分散主義的偏向，我們黨內時常出現這樣一種干部，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愛好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喜歡黨的領導和監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級的決定，甚至在他們處理一些應當由中央統一決定的重要問題的時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級機關請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級機關報告，違背黨的政策和紀律，危害黨的統一。黨中央對于這種偏向，進行了不斷的堅決的斗爭。一九四一年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一九四二年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領導一元化的決定，一九四八年中央關于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加強組織性和紀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都主要是針對著克服這種分散主義傾向而發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更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徹底地摧毀了這種分散主義的錯誤。從那時以來，分散主義的偏向，就只在個別的范圍內還有它的殘余了。
在目前，黨的上下級關系中的缺點，從總的方面說來，主要地還是對于發揚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注意不足。不適當的過分的中央集權，不但表現在經濟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國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現在黨的工作中。上級機關所作的硬性的規定太多，而不少的規定，并不是對于下級組織的情況和經驗作了充分研究的結果，以至往往使下級組織在執行的時候發生困難。許多上級組織還不善于深入下層，傾聽下級組織和群眾的意見，同下級組織經過互相商量去解決工作中的問題，還習慣于在辦公室里發號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辦代替。此外，有些上級的領導人員還喜歡擺架子，耍威風，只是教訓人，批評人，而不能向下級請教，不能聽下級的批評，不能對下級作自我批評。這種情況雖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個別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變這種情況，那末，在這些地方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據以上所說的多方面經驗，黨章草案關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級關系問題，增加了下列的規定：
第一，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條件，增加了下列的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研究他們的經驗，及時地解決他們的問題。”“黨的下級組織必須定期向上級組織報告工作。下級組織的工作中應當由上級組織決定的問題，必須及時向上級請求指示。”
第二，關于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的職權范圍問題，增加了這樣的條文：“黨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的職權應當有適當的劃分。凡屬全國性質的問題和需要在全國范圍內作統一決定的問題，應當由中央組織處理，以利于黨的集中統一；凡屬地方性質的問題和需要由地方決定的問題，應當由地方組織處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級地方組織和下級地方組織的職權，也應當根據同一原則作適當的劃分。”
第三，關于政策問題的討論和決議的執行，增加了這樣的條文：“關于黨的政策問題，在黨的領導機關沒有作出決議以前，黨的下級組織和黨的委員會的成員，都可以在黨的組織內和黨的會議上自由地切實地進行討論，并且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黨的領導機關一經作出決議，他們就必須服從。下級組織如果認為上級組織的決議不符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應當向上級組織請求改變這個決議；但是如果上級組織認為仍然應當執行原來的決議，下級組織就必須無條件地加以執行。”
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各級黨組織中的集體領導問題。列寧主義要求黨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由適當的集體而不由個人作出決定。關于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于蘇聯共產黨，而且對于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系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于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于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在我們黨內，從長時期以來，由黨的集體而不由個人決定重大的問題，已經形成一個傳統。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雖然在黨內經常發生，但是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就受到黨中央的批判和糾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對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認為，把這個決定在這里重新介紹一下，對于全黨仍然是有意義的。這個決定寫道：
“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并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今后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當然必須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于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在會議之前，對于復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委員會又須分別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此外，還須注意，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軍隊在作戰時和情況需要時，首長有臨機處置之權。”
這個決定在全黨實行了，并且直到現在仍然保持著它的效力。
當然，集體領導的制度在這個決定之前早就存在了。這個決定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總結了黨內認真實行集體領導的成功的經驗，促使那些把集體領導變為有名無實的組織糾正自己的錯誤，并且擴大了實行集體領導的范圍。
像這個決定所說的，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里面，長期以來就實行著黨委的集體領導制，或者說得完全些，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期戰爭的經驗，證明這個制度對于部隊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沒有妨礙部隊的軍事指揮。根據最近幾年的經驗，中央已經決定在一切企業中同樣實行黨委集體領導的制度，也就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或經理負責制等等。
但是，黨的集體領導的制度，在實踐中還是有許多缺點。有少數黨組織的負責人，仍然有個人包辦的行為。這些負責人，或者很少召集必要的正式的會議，或者往往也召集黨組織的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只是形式主義的。他們既沒有使會議的參加者對于所要決定的問題，在會議以前具有思想上的準備，在會議上，又沒有造成便于展開討論的氣氛，實際上形成強迫通過。這種以集體領導的外表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的辦法，必須堅決加以反對。一切提到會議上的問題，都必須經過討論，允許提出異議。如果在討論中發現重大的意見分歧，而這種分歧并不屬于需要立即解決的緊急問題，就應該適當地延長討論，并且進行個人商談，以便求得大多數的真正同意，而不應該倉促地進行表決，或者生硬地作出結論。同樣，在黨組織進行選舉的時候，候選人的名單也應該在選舉人中間進行必要的醞釀和討論。只有這樣，黨內的民主生活才能獲得真實的保證。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決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點，現在在許多組織中也還存在，這就是會議次數過多，時間過長。過多過長的會議，不但使黨的專職工作人員缺少深入群眾和進行具體領導的時間，助長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而且妨礙許多黨員和群眾的勞動和休息。這種缺點的產生，是由于缺乏對會議的規劃、準備和領導，同時也由于濫用會議的方式，把許多不需要提到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提到會議上來了。這種缺點也必須堅決地克服。
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定期召集和充分發揮作用。黨的第八次大會同第七次大會隔了十一年多，當然是遲了。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除了一部分單位已經嚴格執行了黨章的規定以外，多數的單位還是比黨章規定的開得少。這是我們黨的民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缺點。
黨內民主沒有因為黨的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開得不經常而受到嚴重的影響，這是因為，從第七次大會以來的這些年份里，無論黨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會議，這些會議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討論了黨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種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黨的代表會議以至代表大會的作用。例如，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就召集過多次全國范圍的會議，這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的七屆二中全會；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至九日的擴大的七屆三中全會；－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的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會議；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的全國糧食會議；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的擴大的七屆四中全會；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全國代表會議；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的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會議；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的有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一般都有百多人、幾百人到一千多人。這些會議，實際上都起了全國代表會議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實的討論的基礎上，解決了黨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問題。當然，無論如何，召集這些會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會，不能彌補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的缺憾。
為了徹底克服這個缺點，把黨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采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黨章草案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因此，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就不需要了。黨的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大大減少了代表選舉工作的負擔，代表大會在任期屆滿以前，可以隨時召集。由于每年開會，代表大會的會議也就可以開得簡便一些。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它的效果，是幾年開會一次和每次重新選舉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難達到的。按照新的制度，黨的最重要的決定，都可以經過代表大會討論。黨的中央、省、縣委員會每年必須向它報告工作，聽取它的批評，答復它的詢問。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選舉他們的選舉單位負責，就便于經常地集中下級組織的、黨員群眾的和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驗，他們在代表大會會議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也可以按照適當的方式，監督黨的機關的工作。因此，我們相信，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
必須著重地指出，黨是一個戰斗的組織，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戰斗勝利的，一切發展黨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為了削弱黨的必需的集中，而是為了給它以強大的生氣勃勃的基礎，這是我們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們主張改進各級代表大會的制度，是為了使各級黨的委員會更便于集中廣大群眾的意見，工作作得更正確有效。我們主張改進中央和地方、上級和下級之間的工作關系，是為了使中央和上級的領導要符合于實際，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須集中的工作，對于地方和下級更可以加強檢查和指導。我們主張鞏固集體領導，這并不是為了降低個人的作用，相反，個人的作用，只有通過集體，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集體領導，也必須同個人負責相結合。沒有個人分工負責，我們就不可能進行任何復雜的工作，就將陷入無人負責的災難中。在任何一個組織中，不僅需要分工負責，而且需要有人負總責。沒有小組長，一個小組也不能行動，這難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嗎？
在這里，我想談一下領袖對于黨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只是指出，個人的作用歸根結底是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轉移的。同樣，馬克思主義也從來沒有否認領袖人物對于政黨的作用。按照列寧的著名的說法，領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人們，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威信、影響和經驗乃是黨、階級和人民的寶貴的財富。對于這一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是感到特別親切的。當然這種領袖是在群眾斗爭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過去剝削階級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系群眾的模范，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范。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里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于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黨中央歷來也反對向領導者發致敬電和報捷電，反對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夸大領導者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
四
在黨章草案的總綱中有一部分是說明黨的團結和統一的。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建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正如黨章草案的總綱所說：“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的所在。經常注意維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是每一個黨員的神圣職責。”
我們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為什么能夠得到勝利呢？首先，當然由于我們黨的主張是正確的，它代表著人民的利益。但是，僅僅有正確的主張還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而取得勝利。我們黨同人民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并且把人民群眾的力量團結了起來。但是，如果我們黨自身不是團結的，我們怎樣能去團結人民呢？
在我國的人民革命勝利以后，我們又依靠什么戰勝巨大的困難和重重的障礙，迅速地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迅速地恢復了和發展了國民經濟，迅速地進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呢？毫無疑問，如果我們黨不是團結的，我們就決不可能領導人民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樣復雜的任務。
我們黨已經在國家工作和社會活動的各個方面，起著領導作用。很明顯，我們黨的狀況對于國家的生活，已經比以前任何時候具有更廣泛更直接的影響。鞏固我們黨的團結，維護我們黨的統一，這不但是我們黨的利益，也是全國人民的利益。
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指出這一點，在今天黨已經在國家工作中居于領導地位的時候，特別重要。這當然不是說，黨可以直接去指揮國家機關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種純粹行政性質的問題提到黨內來討論，混淆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工作所應有的界限。這是說，第一，在國家機關工作中的黨員，首先是由擔任負責工作的黨員所組成的黨組，必須服從黨的統一領導。第二，黨必須經常討論和決定在國家工作中的各種方針政策問題和重要的組織問題，國家機關中的黨組必須負責在同黨外人士完滿合作的條件下，實現黨所作出的這些決定。第三，黨必須認真地有系統地研究國家機關工作的情況和問題，以便對于國家工作提出正確的、切實的和具體的主張，或者根據實踐及時地修正自己的主張，并且對于國家機關工作進行經常的監督。有某些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同志，借口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而不尊重黨的領導，企圖把自己工作的部門造成一個獨立國，這是必須克服的一種危險傾向。同時，也有些黨的機關，對國家機關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確的干涉，或者并不調查研究，滿足于籠統的一般化的領導或者感想式的領導，這種傾向也必須加以糾正。
這里所說的黨同國家機關工作的關系，一股地也適用于黨同各種人民團體的關系。但是，人民團體內部的民主生活，要比國家機關廣泛得多，黨在領導人民團體內的黨組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種特點。
黨為了加強自己隊伍的團結和統一，為了正確地發揮自己的領導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經同在這一問題上的各種錯誤的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黨曾經長期處在分散的農村環境中，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在社會上還保有強大的影響，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時期中深刻化，這些情況，不會不在黨的生活中有相當的反映。因此，黨的團結和統一，也不能離開不同程度的黨內斗爭。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從第七次大會到第八次大會期間，最嚴重的黨內斗爭就是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斗爭。關于這一斗爭，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曾經作過詳細的報告和討論。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基本特點，就在于進行毫無原則的廣泛的陰謀活動，企圖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這一聯盟企圖把持某些地區和某些工作部門，作為反對中央和進行篡奪活動的“資本”，并且為著同一目的，在各個地區中和人民解放軍中，進行反對中央的煽動。他們的陰謀活動，完全違反黨和人民的利益，而僅僅有利于中國人民的敵人。正因為這樣，一九五五年三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屆四中全會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會以后所采取的有關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
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和全國代表會議以后，黨的團結和統一，是大大地加強了，全黨同志的覺悟和黨的組織的戰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黨的和人民的敵人，在這一斗爭中什么也沒有得著。
黨中央決定開除高崗和饒漱石的黨籍，因為他們的行為，對于黨和人民的利益，有極端嚴重的危害，并且他們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前后的長時期中，在黨再三向他們敲了警鐘以后，他們仍然沒有悔改的表示。黨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同年九十月間召集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都著重地要求全黨加強團結，反對破壞團結的行為，但是，這些醉心于分裂黨和奪取權力的陰謀家完全置若罔聞。
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指出：“對于那種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必須進行無情的斗爭，給予嚴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黨的團結，才能維護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這只是黨對于犯錯誤的黨員的方針的一個方面。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每個同志都可能有缺點或錯誤，每個同志都需要別人幫助，而黨的團結正是為了發展這種同志式的互相幫助。對于黨員的缺點或錯誤應當區別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針。”接著，這一決議說：“對于那種具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犯有在性質上比較不重要的錯誤的同志，或者對于那種雖然具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缺點、犯有嚴重或比較嚴重的錯誤，但在受到批評教育以后，仍能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實行改正的同志，應當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對于他們的缺點或錯誤必須按照情況進行嚴肅的批評或必要的斗爭；但是這種批評或斗爭應當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達到團結的目的，不應當不給他們改正的機會，更不應當故意將他們的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錯誤夸大為系統的、嚴重的缺點或錯誤，因為這種態度就不是從團結出發，就不能達到團結的目的，就不利于黨。”
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在對待黨內錯誤問題上的上述方針，已經寫到黨章草案的總綱里了。
大家知道，黨中央從一九三五年以來，對于黨內犯錯誤的黨員，就一直采取著這種分別對待的方針，而實踐證明，采取這種方針是正確的，有利于黨的團結和黨的事業的蓬勃發展的。黨中央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下，糾正同志的錯誤是為了取得教訓，改進工作，教育同志，也就是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為了把犯錯誤的同志“整死”，整得他實際上不能在黨內繼續工作。因此，對待這些同志，應該著重實事求是地分析錯誤的實質和根源，應該著重使這些同志提高思想上的覺悟，并且也使其他同志以至全黨都得到必要的教訓，而不應該著重組織上的處分，不應該依靠簡單地“扣帽子”和簡單地實行懲辦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尤其不應該加重懲辦的程度，擴大懲辦的范圍，造成黨內的緊張狀態和恐懼情緒，使黨的力量受到損失。在“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統治黨的時期，就曾經犯過這種把黨內斗爭絕對化的錯誤。他們在黨內實行過火斗爭和懲辦主義（所謂“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結果是嚴重地損害了黨的團結、黨的民主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嚴重地妨礙了黨的事業的發展。現在，這種錯誤地對待同志的缺點和錯誤的情況，雖然在黨的生活中已經不占統治地位，但是在一部分組織中還是存在的，還必須注意加以糾正。
在另一方面，目前黨內也有另一種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包庇姑息態度，不給以應有的處分，而且也不進行思想斗爭。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傾向，這也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為了保持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和統一，為了及時地幫助同志克服缺點，糾正錯誤，必須大大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鼓勵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禁止壓制批評的行為，對于發展批評有決定的意義。在過去幾年中，黨中央曾經多次組織全黨范圍的“整風”形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中央領導同志在召集下級同志開會或者同他們談話的時候，主動地要求他們對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評，耐心地聽取他們的批評，并且對于批評中所指出的缺點和錯誤，迅速采取必要的實際措施，使黨內的由下而上的批評，得到了很大的鼓勵。對于壓制批評的現象，黨中央也進行了尖銳的斗爭，處分了一些專橫地壓制下級批評的領導人員。但是，必須承認，至今還是有不少黨組織的負責人，不少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黨員負責人，并沒有采取鼓勵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評的態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對于批評者采取可恥的打擊報復的辦法。這個事實，也是官僚主義病菌正在侵襲我們黨的嚴重信號之一。每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必須為消滅這種惡劣的現象而斗爭。（實習編輯：魏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