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5月27日言論版文章：現在，中國最熱門的話題是糧食價格，尤其是農產品價格以及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每逢自然災害或意外事件致使糧食產量減少、價格升高之時，中國政府就會出臺相應的貨幣政策抑制蔬菜與新鮮水果的價格。但不幸的是，限價政策的效果非常短暫，過幾個月價格就會大跌。
如何增加農民的收入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解決起來也沒那么容易。
如今，中國將問題簡單化，認為農民增收的辦法就是
城市化。也就是說，政府鼓勵農村居民遷移到城市，工作、攢錢并補貼農村家人的生活。但這樣的風險很大。
目前看來，這一方式還算奏效，以城市收入來說，即使城市最低的收入標準都比農民每天含辛茹苦的在田間勞作掙得多。據估計，在中國城市化的推進中，每年約有1%的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城市化是一項皆大歡喜的政策：農民工收入增加、建筑工地不愁用人以及地方政府GDP升高。
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農村家庭收入的發展變化，上面勾勒的畫面也許就沒那么美好了。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農村家庭勞作（包括農耕、畜牧、漁業以及林業）在過去年10年的凈收入平均增長7-8%，遠遠低于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幅度。
以上數據表明，在扣除物價因素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狀況得到改善，但是農民卻未從國家所創造的財富中得到相應比例的收益。然而，農民在非農業活動方面收入的增加緩解了這一慘淡的現實。農民來自報酬和工資方面的收入使得農民收入每年增加約10%。簡而言之，農民主要是通過打工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鼓勵農民遷移到城市，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但那些仍然留在農村的人卻生活艱苦。
城市化助長了房地產價格，零售商的店面租價也隨之增加，最終導致商品價格的上漲。雖然城市化擴大了城市的面積，但價格上漲并未給生產者帶來實惠。曾經郁郁蔥蔥的土地豎起摩天大樓，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地域距離被拉長，運輸成本增加，而所有的上漲并沒有傳導給生產者。國家力保1.2億公頃耕地的政策并不能阻止城市邊緣的農村耕地轉化為鋼筋叢林，所有的土地轉化都是在所謂的“土地流轉”體系下完成的。
土地流轉是這樣一個過程——政府首先將城市遠郊地區的低層建筑拆遷，建成高層讓新居民搬進去，從而增加單位面積的土地的使用率。如此一來，就有效的增加了其轄區內耕地面積的數量，也就增加了某種“信用額度”或者是多余的土地。這種“信用額度”可以使得城市周邊的一片“稻田”立刻變成城市開發用地。通過這種方法，耕地面積整體保持不變，但城市步步緊逼，農村越退越遠。
在文章一開始我們說過，那些離開農村到城市謀生的人是獲勝者。但最終的糾結之處在于：城市化耗盡了人們的村莊，也應當幫助那些仍舊留在土地中的人們增加收入（同樣的土地，但較少的人耕作），有時候應該有一個平衡點，即如果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且農場的平均面積得到增加，那么農業活動就會變的相對讓人容易接受。
從這一點而言，農村居民已經成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者，目前卻處在價值鏈的另一端。他們是農產品的消費者，以前耕田種地時便宜的農產品如今買回來卻要花很高的價錢。
當然，讓農民重新回到土地（到時候變得有利可圖），放棄城市里的家是不大現實的，因為到時候他們會取得城市居民資格并放棄他們的農村戶口以及土地。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預測城市化的副作用不大容易，中國是第一個如此大規模實施城市化的國家。這一次，并沒有多少別國經驗可以借鑒。中國必須依靠一直以來百試不爽的古老哲學——“摸著石頭過河”。但愿河里有石頭可以讓中國摸。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syxj.com.cn/opinion/2011-05/27/content_12589193.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為倫敦城市大學全球政策研究所中國科研主管、浙江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Michele Geraci 編譯 劉江波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