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堂在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2012)頒獎典禮上表示，經濟理論和中國歷年經濟數據證明，過熱過慢的經濟增速都不利于結構調整，7%至8%的G D P增長速度更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未來應把企業(yè)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主體位置，增強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的能力。

馬建堂表示，如果要真的調整結構，需要國民經濟適度增長，而7%至8%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比較適度的增長。

他指出，如果經濟增長過快，微觀層面上，所有企業(yè)的產品都可以賣出去，產業(yè)升級動力不夠強；如果經濟過冷，部分企業(yè)關閉停產，生產要素利用率下降，企業(yè)生產經營環(huán)境惡化，盡管企業(yè)關停也是一種調整，但是調整的成本過高。

馬建堂表示，7%至8%的適度增長既可以保持一定的結構調整壓力，又能夠為結構調整提供一定空間。這不僅是理論闡述，實際經濟數據也可以作為證明。

馬建堂稱，我國今年經濟增長放緩，但經濟結構得到一定改善。前三季度，服務業(yè)比重提高，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加快，收入分配結構改善，節(jié)能減耗成效顯著，單位G D P能耗同比下降約3.4%，區(qū)域結構協調性增強。

“理論分析和這幾年中國經濟數據的變化都在證明，過熱過慢的經濟增速都不利于結構調整。因此，如果真的要調整結構，就不要對G D P增速有過高的期許。”馬建堂表示。

馬建堂在講話中還指出應該使企業(yè)成為結構調整主體。他認為，我國自1979年就開始調研結構調整問題，但時至今日，結構調整在中國還有很多滯后的地方，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關于結構調整主體方面的認識需要進一步厘清。

馬建堂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最終需要落實到產品結構調整，沒有產品結構的調整，就沒有行業(yè)結構的調整，也就不會有產業(yè)結構的調整，而產品結構的調整是企業(yè)行為。此外，從行業(yè)間看，企業(yè)的轉產、資源的退出進入也是企業(yè)行為。

“要進一步推動結構調整，就必須推動企業(yè)作為結構調整主體的調整能力。”馬建堂指出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是結構調整的根本動力，政府應該努力推動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的能力。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未來投資占G D P的比例肯定會下降

近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在“固定收益俱樂部冬季交流會”上表示，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方式不可持續(xù)，中國經濟要繼續(xù)穩(wěn)步增長，未來投資占G D P的比例肯定會下降，消費占G D P的比例會上升。

霍德明指出，2003年，消費占G D P比重不到45%，2010年是34.8%左右。在這幾年中，每年基本下降一個百分點。而2003年投資占G D P的比例是40%左右，到了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了48.6%，2011年是49%多。而這幾年來經濟增長率平均在10%。投資為什么那么多？消費為什么那么少？簡而言之是投資比較容易，見效快。當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不管投資到什么領域總能把G D P拉起來，而如果搞消費，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如果中央政府不堅持吃力不討好的事，地方政府肯定不會堅持的。

霍德明認為，未來政府一定會改變當前這種投資每年增加1%的速度，消費每年減少1%的情況。“如果不改變這種經濟格局，繼續(xù)以增加投資為主，投資占G D P的比例就會超過50%，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xù)的。如果未來十年，每年投資降低1%，消費增長1%，中國經濟還會有穩(wěn)步增長的，未來投資占G D P的比例肯定會下降，消費占G D P的比例會上升”。

中國銀行業(yè)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日前“金鉆獎”頒獎盛典在京舉行，中國銀行業(yè)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在典禮上表示，金融機構要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力需要市場化改革，同時必須要有政府的政策引導，銀行還要苦練內功，與金融機構的服務對象聯系起來。

楊再平表示，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力應該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滿足實體經濟各種各樣，包括簡單、復雜、高端、低端需求的能力，二是控制成本的能力；三是要管控金融風險的能力，四是和客戶做到共生共榮，實現“雙贏”。

楊再平認為，要增強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力，需要在三個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就涉及到體制改革，建立一種競爭的市場結構，其次，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最后，銀行要苦練內功，跟金融機構的服務對象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