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1月26日，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年會（2012—2013）在北京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為“經濟發展新階段新機遇·新挑戰·新發展”，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企業家等有關人士在年會上共同探討國際、國內新形勢、新變化，探索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模式和路徑。本報擷取其中的真知灼見，推出“感言”特別策劃，以饗讀者。

信息化是中華復興必要條件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 楊學山

如果每一臺汽車都有唯一的電子標簽，在北京的街道上就不會有那么多摘掉牌照闖紅燈的汽車，高速收費站也可以實現沒有欄桿的通行。我們會產生世界上最復雜的系統、最大的大數據，但能力還不足以支撐

2003年，淘寶誕生；2012年，淘寶（加天貓的交易額）達到了1萬億元，創造了超過1000萬個就業機會。

2012年11月11日，淘寶（加天貓）單日銷售額達到191億元，改寫了零售業的版圖和競爭方式。

再看制造業。以航空業為代表，從飛機的設計開始，到零部件制造、測試、運行管理維護等，都依托統一的平臺。在這樣的平臺支撐之下，波音公司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飛機制造公司，但沒有一個制造廠。

再看現代化城市管理。如果有洞悉一切的平臺，管理會怎樣？舉一個簡單例子，如果每一臺汽車都有唯一的電子標簽，在北京的街道上就不會有那么多摘掉牌照闖紅燈的汽車，高速收費站也可以實現沒有欄桿的通行。

這是一場變革，背后是信息技術，顯現出來的是信息化發展。

寬帶網絡、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智慧城市等概念的背后，都展示著信息技術發展的變化，這給中國的技術發展、產業發展、應用發展都帶來了新機遇。

中國的信息發展機遇同樣面臨著嚴峻的風險和挑戰，那就是技術受制于人、產業大而不強，應用無論是用戶本身還是IT企業的支撐能力和發展能力都不夠。我們會產生世界上最復雜的系統、最大的大數據，但能力還不足以支撐。同時，信息安全還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我們應該認識到：信息社會、信息時代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在新中國成立百年時實現第三個現代化目標的必要路徑，是實現中華復興的必要條件。要從這樣的角度去認識和進行戰略謀劃，而不是一般化的考慮，這樣各方面才能共同參與并抓住這個機會。

（本報記者 王 珂整理）

投資保增長的思路亟須改變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賀 鏗

政府可以考慮和決定的投資，是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產能投資應由內外需來決定。房地產投資也應該由市場、需求決定。現在一旦經濟發展不順利，就用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這種思路必須改變，否則環境會受到更多的污染

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中有長足進步，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教訓和問題也暴露出來。中國究竟應該怎么發展，我認為應該很好地反思。是成績要堅持，是經驗要總結，是不足的要改變。

現在，經濟發展中最要緊的事是切換發展思路，包括以下幾個切換點。

首先，要切換用投資保GDP增長的發展思路。投資是由內需、外需的規模決定的，而不是說一定要達到多少比例、多大增速。沒有需求和規模，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投資。投資如果是虛假的，那就浪費了。政府可以考慮和決定的投資，是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產能投資是投資當中最大的一塊，應由內外需來決定。房地產投資也應該由市場、需求決定。現在我們一旦經濟發展不順利，就用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這種思路必須改變，否則環境會受到更多的污染。

其次，要改革半市場、半管制的政府公司化模式。這種模式對于經濟干預得那么細致、具體，這是經濟當中結構失衡等問題形成的根本。

第三，要切換財政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應該進行市場化改革。必須堅持貨幣政策為實體經濟服務，并保持財政收支基本平衡。

第四，既要抓內需，又要促外需。有人覺得，過去一段時期是外向型經濟害了我們。我不這么看。一個發展中國家走向發達國家，離開了外貿是不可能的。

最后就是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存在許多問題，我覺得主要是大城市化要轉為小城市化。城鎮化要創造更多非農的就業崗位，讓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在家門口就業。還有，現在的城鎮化炒得很熱，但不要成為新一輪推動房地產泡沫化的陣地，要預防這個問題，讓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

（本報記者 王 珂整理）

高度警惕熱錢大進大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谷源洋

發達國家同步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抬高了通貨膨脹，形成了新的資產泡沫，造成了新的貨幣摩擦。要高度警惕由此帶來的熱錢大進大出，加強對跨境資本的監管

中國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的確發生了一些變化。2002—2007年，我們國家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有利的，是社會主義的黃金發展時期，經濟發展很快，周邊環境也比較好。

但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快速、復雜的變化。從外部經濟環境來看，面臨的主要挑戰我認為有這么幾點。

第一，世界經濟還在繼續緩慢地復蘇中，貿易保護、投資保護加劇，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現實的挑戰。怎么辦？正如十八大所提出的，有三個“倒逼”，倒逼我們加快擴大內需，倒逼加快科技創新的步伐，倒逼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第二，發達國家同步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帶來了新的風險。第一個風險是抬高了通貨膨脹，第二個風險是形成了新的資產泡沫，第三個風險是造成了新的貨幣摩擦，所以世界各國都通過貨幣貶值來擴大出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采取的應對措施是高度警惕由于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熱錢大進大出，而且要加強對跨境資本的監管。

第三，在國際市場上，高油價、高糧價的趨勢不太會改變了，這對中國的影響是遠遠大于發達國家的。去年我國進口的糧食是7233萬噸，對國外市場的原油依存度達到了58.7%。在糧價和油價維持高價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高度警惕輸入性通貨膨脹對今后幾年的影響。

此外，我認為還應該緊緊地抓住對外經濟合作這一條主線不動搖，在東南亞地區，我們要繼續積極地推動“10+1”、“10+3”和中、日、韓三方面合作。因為我們國家發展得很快，市場很大，這對周邊國家所產生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本報記者 林 琳整理）

收入分配改革應重初次分配

北京大學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厲以寧

所有的財富是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共同創造的，所以要讓物質資本投入者和人力資本投入者共同分享利潤。利潤中有一部分應該分給一般的職工，盡管分的數量不多，但畢竟是改善初次分配的條件之一

對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的意見是初次分配為重點，二次分配也重要，但首先是初次分配。

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下的調節分配，但中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現在還沒有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特別是農民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面限制，農民多是土地尋租的受損害者。此外，農民工在城鎮工作，因身份和市民不一樣處于弱勢；農民在農村種地，在農產品銷售中也處于弱勢。可見，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形成的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公平。對此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市場盡快健全完善起來，早日形成生產要素的供方、需求方公平競爭的環境，早日形成商品生產者之間公平競爭的環境，打破行業壟斷，消除所有制歧視。第二，讓農民成為清晰的產權主體，讓土地的流轉在各個產權主體、市場主體之間有序進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尋租行為，保證農民有財產性收入。第三，在勞動力市場上應該讓買方和賣方的地位趨于平等，消除不對稱行為，讓工會的管制促進第一次分配趨于完善。第四，提高職工的受教育程度，使他們有更好的機會能夠升遷，促使低勞工市場向高勞工市場轉變。第五，鼓勵農民和低收入家庭的成員自行創業，創辦小微企業，促使初次分配的情況得到好轉。

經濟學中有一個利潤共享原則：所有的財富是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共同創造的。既然如此，為什么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資所有，人力資本投入的只能夠在工資成本中取得報酬的一部分？這不合理。要讓物質資本投入者和人力資本投入者共同分享利潤。利潤中有一部分也應該分給一般的職工，盡管分的數量不多，但畢竟是改善初次分配的條件之一。

（本報記者 林麗鸝整理）

需求管理要轉向供給管理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王一鳴

在勞動力成本開始上升、潛在增長水平緩慢下降的背景下，要靠需求增長、財政增長、貨幣增長強行把經濟拉起來會帶來很多的副作用。所以今后要把重點更多地轉到供給管理上，即提升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從過去兩位數的常態轉向7%、8%的新常態。中國經濟放緩雖有外部需求收縮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內生動力發生了變化。原來投資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發生改變，隨著我們人口結構的變化、儲蓄率的調整、投資水平的降低，我們的內生動力也正在發生變化。

在新形勢下怎么才能保持經濟增速的可持續性？過去講的是需求管理，比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但在勞動力成本開始上升、潛在增長水平緩慢下降的背景下，要靠需求增長、財政增長、貨幣增長強行把經濟拉起來會帶來很多的副作用，比如通脹效應。所以今后要把重點更多地轉到供給管理上，也就是要提升勞動生產率，提升資本生產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以此對沖潛在經濟水平下降的壓力。

把重點轉到供給管理上，有幾件事需要去做。

第一，產業大規模兼并重組。通過市場機制，把落后產能下決心淘汰掉，提升生產能力。第二，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建立研發平臺。如果能夠完成從組裝模式向研發為基礎的制造模式轉型，那么中國經濟的生產能力會大大提升。第三，培育發展生產性的服務部門，包括研發、設計、標準、營銷網絡、供應管理，這種專業服務對于提升某個制造業的價格鏈意義非常重要。

那么，從政府的體制機制上怎么來改善供給管理？我們需要制度創新，讓要素充分流動起來，土地、資金、勞動力都要市場化。只有要素自由流動、市場秩序公平，企業的創新才會有動力。

（本報記者 林麗鸝整理）

用新型城鎮化催生內需

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主任 王國平

現在農民工在城市的消費，只有原住民的1/3，甚至是1/5，如果3億農民工消費能增長一倍的話是多大的內需？多大的市場

關于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我有3個觀點。第一，中國經濟要持續健康發展，首先要使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現在中國的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必須堅持以新型城鎮化帶動現代工業化。要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城鎮發展方式的轉變有機地結合起來，要把經濟的轉型升級和城鎮的轉型升級有機地結合起來。

比如說交通擁堵問題，核心是機動車超常規、大規模的增長。杭州主城區2000年機動車才9萬多輛，如今已經突破了100萬輛。這幾年汽車是中國的主導產業之一，但是中國在大力發展汽車產業的時候，如果不考慮城鎮如何與這個產業相配套，我認為也是不行的。汽車產業發展已到了瓶頸期，要突破，首先要突破城鎮化這個瓶頸。

第二，城鎮化是今后中國2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動力、最大源泉。全球的經濟發展瓶頸是需求，中國的瓶頸同樣是需求，特別是內需。如何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要通過新型城鎮化去進一步催生中國的內需。比如農民市民化問題。現在農民工在城市的消費，只有原住民的1/3，甚至是1/5，如果3億農民工消費能增長一倍的話是多大的內需？多大的市場？

第三，在城鎮化發展的進程中，要把破解城市競爭力放在突出的地位，走新型城鎮化而不是舊的城鎮化老路，這樣才能得到廣大老百姓的擁護和支持。

城鎮化是把雙刃劍，也會帶來一系列城市病，這是西方發達國家200年以來在城鎮化進程中所證明的，比如說環境污染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等。別讓城鎮蔓延影響了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和生活水平。我擔心城鎮化可能會出現一哄而上的局面，誤認為建大廣場、建大馬路、建高樓大廈就是城鎮化，這個理解還是有片面性的。

（本報記者 熊 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