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榮久強調,開放型經濟體系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基石,但遺憾的是,它并未完全成為我國政府部門出臺各種對外經濟活動政策的基點,引出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入世后,相比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中國在體制完善方面仍相對滯后,是今后應著力加強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指出,要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劉軍紅說,中國入世十年成績突出,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但經濟對內對外均衡的問題仍未解決。這與過度強調物質文明和市場經濟,忽視法制、行政體系和醫療保障等社會體系的建設有關。
這些問題已影響到中國競爭力的提升。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推出的《亞洲競爭力2011年度報告》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居亞洲第一,但競爭力僅列第11位,韓國、中國臺灣和日本列亞洲經濟體競爭力前三名。
報告指出,中國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社會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在這方面中國亟須解決的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政府商業行政效率(第22位);基礎設施能力(第14位),包括互聯網、電力以及通訊設施方面;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第31位),包括醫療服務和交通安全問題。
劉軍紅說,中國應以入世十周年為一個新起點,進入體系構建的時代,繼續完善市場體系,同時進行社會建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
張茉楠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內需轉換關鍵在于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這需要中國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
北京WTO事務研究咨詢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對本刊記者說,中國在加入WTO后,做了很多涉及貿易、法律和政府體制的改革,也開始在制度設計上創新。例如加入了“和諧”等帶有中國元素的想法,但這些還不夠系統,不夠清晰。
在WTO中發揮更大作為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間,隨著經濟貿易高速發展,綜合實力增強,已逐步成為世貿組織核心成員。對WTO本質及未來走向趨勢作出正確判斷,對中國在其中爭取更大利益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劉軍紅認為,WTO提倡有管理的自由貿易體系,其體制應得到尊重,但發達國家成員濫用保護主義,有很多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做法,中國積極、自覺和主動推動WTO談判,符合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也能促進世界經濟整體發展。
當前WTO多哈回合談判出現停滯,很可能面臨失敗的結局。對此,劉軍紅認為,多哈回合談判的根本癥結在日美歐等發達國家在農業問題上的矛盾,這是主要矛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則問題屬于次級矛盾。他說,指責談判失敗責任在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轉嫁禍水的做法。
陳鳳英也認為,多哈回合的前景悲觀,核心問題是WTO規則制定帶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烙印,仍由西方主導。她認為,WTO和IMF一樣必須改革,在后危機時代構建一個更公平公正的架構,在這方面,中國可以發揮影響力。
程大為對本刊記者指出,WTO運行仍正常,其危機在談判層面。有危才有機。她認為,WTO總干事拉米說“共贏”,中國提出的“和諧”理念也可以理解為“共贏”,中國應以推動WTO體系合理和諧作為目標,積極追求成為和諧WTO體系的主導者,全面參與世界經濟體系重塑。
薛榮久坦言,入世十年來,中國切實履行承諾和成員職責,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不可忽視的問題。例如,貿易高速發展但嚴重失衡;尚未形成與中國外經貿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貿易談判權、國際規則制定權以及由產業、企業為基礎的貿易談判體制,參與世貿組織的深度、廣度和影響力有限;貿易爭端加多、加深,貿易摩擦頻發,國內有些部門出臺的法規、決策和表態,與世貿組織規則出現背離和某些企業世貿組織規則淡薄等。
在新的十年中,中國在世貿組織中應堅定核心成員地位,勇于肩負起更多的職責。第一,使中國從經貿大國成為經貿強國,全面協調發展;第二,主動加大和加深對外開放,并要求成員相應對等的開放;第三,以互利共贏理念構筑與世貿組織成員的關系;第四,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成功和世貿組織的改革,多哈回合結束將是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改革,提升中國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機遇;第五,積極肩負起核心大國成員的職責,主動溝通與協調,消除誤解和誤判,減少負面影響;第六,雙邊經貿合作與多邊貿易體制有機結合,推動兩岸四方朝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第七,加大參與度,推動多邊貿易體制向更加公開、高效、公平的方向發展。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