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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叫雷鋒

　　——獨家專訪“雷鋒班”第一任班長、雷鋒生前戰友張興吉

　　“雷鋒班”第一任班長、雷鋒生前戰友張興吉。新華社記者王建民攝

　　年輕時的張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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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專稿（記者鞏琳萌）1962年8月15日，雷鋒死了。

　　那一天，張興吉在營房窗戶口看到了事件的整個過程。等他以有生以來最快的速度飛奔到事故現場時，倒地的雷鋒還有氣息，但是已經說不出話。

　　“血灌在他的喉嚨里，呼呼拉拉地直響。”

　　五十年過去了，雷鋒倒地的整個過程，還常常出現在這位如今已72歲的老人的夢里，讓他驚醒。

　　對于別人來說，雷鋒可能是一張照片、一幅油畫、一本書，或者一尊雕塑。

　　但是對于張興吉來說，雷鋒是一個聰明的戰士、一個熱心的戰友、一個調皮的孩子，一個自己手底下得意的兵。

　　張興吉、雷鋒。他倆共同出生于1940年。一起生活了兩年零8個月。

　　我們的時代

　　什么是時代的美？戰士那褪了色的、補了補丁的黃軍裝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漬斑斑的藍工裝是最美的，農民那一雙粗壯的、滿是厚繭的手是最美的，勞動人民那被烈日曬得黝黑的臉是最美的，粗獷雄壯的勞動號子是最美的聲音，為社會主義建設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靈魂是最美的。

　　這一切構成了我們時代的美。

　　如果誰認為這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們的時代。

　　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張興吉和雷鋒，都是拋棄了“高薪”選擇入伍的人。

　　1940年，張興吉出生在四川省蓬安縣海田鄉三村七社一個農民家庭。父輩兄弟7個，有這么多男人，放在舊社會的標準來看，是地地道道的“人丁興旺”。但卻給他們家里帶來了無窮苦惱。

　　抓壯丁，這是給幼年的張興吉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每天白天，成年男人們都要躲起來，有時躲在山上，有時躲到其他鄉里，就是為了避開鄉里前來強拉人當兵的官吏。張家空有這么多壯勞力，白天卻不敢下地，只有晚上偷偷回來，點著燈去插秧種田。

　　后來，夜里突然也開始抓壯丁。于是，張興吉的父親被抓了。

　　要么給錢，要么拿自己的兄弟來交換，這就是當時的政策。心急火燎的張家把僅有的一頭豬殺掉，賣了錢，這才換回了父親。

　　1949年，對于張興吉而言，是“換了天”的一年。

　　頭頂上飛機飛得很低，解放軍開進了村子。那時候，張興吉和其他的孩子一起，趴在邊上的土壕里，看解放軍經過。只見他們整齊地排著隊，扛著槍，挎著黃色的軍包，沒有騷擾村里的任何人、拉他們加入自己，還會幫農民修房。

　　這就是他對解放軍最初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歲的張興吉進入一家生產紙張的縣辦工廠上班。干了兩年，突然得知部隊來招兵的消息，他興高采烈跑去應征，結果血壓高了。第二年，他又去應征。

　　體檢之后沒多久，有一天，張興吉正在廠里操作機器出紙，突然有人送來了入伍通知，這個平日里被父親稱為“三天說不了兩句話”的男孩，高興地一關機器、跳了起來！廠里的書記氣得直搖頭，“你這個娃兒現在是主力，提前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現在咋個找人呦？不過國家、部隊需要人，我們也不能攔你。”

　　就這樣，1959年1月，二十歲的張興吉高高興興地當兵去了。走之前，他在紙廠的工資是每個月36塊錢。

　　這時候，二十歲的雷鋒正在鞍鋼化工焦化廠當工人。焦化廠作為一個新建的廠，是當時鞍鋼最艱苦的地方，雷鋒是主動要求去這個廠的。他每周都被評為生產標兵，而且先后7次被評為紅旗手，這樣的記錄在當時的鞍鋼無人能及。1959年12月，從小就有當兵理想的雷鋒，在開始征兵宣傳時也跑去報名了。

　　“我們當時的工資是每月48元，而且來年馬上又要漲了，”據雷鋒在鞍鋼的工友、同批入伍的戰友、也是雷鋒命運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喬安山回憶，“（我）想都沒想參軍的事，但雷鋒找我說，當兵保衛祖國，扛槍站崗，挺神圣的。于是我們一起報了名。”

　　那時部隊的工資，是每個月6塊錢。

　　張興吉還記得，1959年，跟隨新兵隊伍出發了一個禮拜后，作為四川人的他才知道自己當兵的地方在天寒地凍的東北。他坐了七天七夜的悶罐車，中間因為水土不服拉痢疾，“車上根本沒有茅房”。

　　然而，就如同后來屢碰釘子也要當兵的雷鋒一樣，張興吉也始終堅定地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那就是一個倔強的時代。

　　初識雷鋒

　　小青年實現了美麗的理想，第一次穿上莊嚴的軍裝，急著對照鏡子，心窩里飛出了金鳳凰。

　　黨分配他駕駛汽車，每日就聚精會神堅守在機旁，將機器擦得像閃光的明鏡，愛護它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張興吉的新兵訓練結束了。當給大家分配連隊的時候，偌大的操場里，已經被分配完連隊的新兵都站在了自己的連隊前，只剩下他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場上。

　　“生產隊！”一個洪亮的聲音讓張興吉忐忑不安的心平靜下來，然而，旋即又更加劇烈地跳了起來，“在家搞生產，在這里還要搞生產？!”

　　實際上，張興吉是被分配到了運輸連。因為運輸連外出執行任務，分來的新兵都由生產連代管。但是這些事情，張興吉是等到三個月之后才知道的。無條件服從，是那個年代的特點；人們也許不喜歡、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做一件事情，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做事情的熱情。

　　來到部隊的張興吉，依然“三天說不了兩句話”，但是工作異常努力。這種穩重老持讓他迅速從同批兵中脫穎而出，成為了運輸連二排四班的班長。

　　這樣的安排，最終讓他成為了雷鋒的班長，也是雷鋒生前唯一的班長。

　　他們的命運開始交集。

　　今天，有無數記者問過張興吉：第一次見到雷鋒是什么樣的場景？其實對于老人而言，那天的情景從不需要費力去回憶。

　　1960年1月8日上午十點鐘，全團在操場上召開歡迎新兵的大會，雷鋒作為新兵代表發言。已是四班班長的張興吉，在臺下當聽眾。

　　雷鋒的個子很矮，只有1米54。軍裝對于他來說有點太大了，看起來有點兒別扭，褲腿還挽著。有的戰友就在下面嘀咕，“怎么這么小啊，咋來當兵的？”

　　事實上雷鋒當兵的過程確實很不順利。他個頭太小，體重只有40多公斤，體檢不符合標準。但是雷鋒屢次找到當時遼陽市武裝部的政委余新元給自己“說情”。為了成功，他每天都在武裝部打掃衛生、生爐子、打水，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家當都裝在一個小皮箱里拎過來，對余新元說，“如果不給我換軍裝，我就穿便衣去！”這種態度最終打動了余新元，他向負責接兵的部隊領導推薦了雷鋒。但是，鞍鋼并不同意放生產尖子雷鋒走，他們以雷鋒“沒有原始檔案”來拖延時間。后來，接兵的部隊領導通過調研發現，雷鋒確實是一名“好青年”。于是特事特辦，同意讓雷鋒參軍。

　　這名特殊的新兵——雷鋒掏出一張紙，對臺下的人說，“敬愛的首長！”聲音特別大，湖南口音很重，大家都開始偷笑。但見他話還未說完，突然起了一陣大風，把發言稿給吹跑了。大家就笑得更兇了。

　　雷鋒沒慌，他干脆開始了脫稿演講，“敬愛的首長和全體老大哥同志們，你們好！首先讓我代表新戰士講話。我們這些新戰士，能在60年代剛剛開始的日子里，穿上軍裝，扛起槍桿，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們當中有工人，有社員，也有學生，來自四面八方，可我們只有一個心眼，學好本領，保衛祖國，當個像樣的兵，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臺下，響起一片掌聲。

　　張興吉默默地想，這個娃兒說話這么流利，自己班上正缺一個能說會寫的小戰士，要是能分到自己班里多好。

　　未誠想，這個希望，后來成了現實。

　　我的兄弟

　　我要牢記這樣的話：永遠愉快地多給別人，少從別人那里拿取。

　　雷鋒這一批新兵訓練結束后，連長和指導員把所有的班長都叫了過去，向他們介紹分到各班的新兵。當介紹到雷鋒的時候，指導員對張興吉說，雷鋒是從鞍鋼過來的，在那里表現一直非常好，是先進工作者。

　　張興吉心里有數了。這是值得栽培的苗子兵。

　　實際上，四班一直是尖子班，無論是訓練成績還是工作成績都走在全連的前頭。當時運輸連有兩個排，一排是馬車排，二排是汽車排。張興吉后來自己推測，把雷鋒分到二排四班，除了因為他在地方上開過拖拉機，有一些駕駛基礎外，就是連里領導希望他能在一個優秀的班里，得到鍛煉，繼續發揚他在地方上的好作風、好傳統。

　　張興吉很高興。不光是因為雷鋒能說會寫，還因為雷鋒“長了一張娃娃臉，這么點兒小，像個玩具一樣，可以去耍（注：四川話，逗著玩）。”

　　那個時候，宿舍很大，一個半排住在一個屋。營房破舊，上下鋪都是用木板搭起來的。張興吉作為班長住在炕頭，雷鋒住在炕尾。

　　頭一天晚上，張興吉主持開班務會，讓戰友們相互認識一下，同時排站崗的時間表。雷鋒站了最后一班崗，還給老兵打水洗臉。

　　雷鋒很勤快。這首先體現在打掃衛生上，曾有人評價說，“以勤快的態度做好打掃衛生這樣不起眼的小事，是雷鋒非常重要的品質。他每到一個新的環境，都是這樣開始的。”張興吉說，那個時候，營房外面大部分都是土路。冬天，風一吹，樹葉就落在了地上。雷鋒轉眼就會把地上的落葉收拾走，總是讓營房里外都干干凈凈的。

　　其次，他還要幫其他的同志洗被褥、洗衣服。以前部隊里用的被子，被面是黃色的，被里是白色的。洗被子的時候要先拆下來，大家有時候會比賽，看誰洗的被子、襯衫更白。雷鋒自然是這方面的佼佼者。而且他還經常幫其他同志洗。張興吉說，他的衣服從來不敢丟在床上，否則轉眼就不見了，“一準是雷鋒拿去洗了。”

　　有一次，戰士韓玉臣的棉褲被燒破了。當時汽車上有一種電瓶水，里面有硫酸的成分，如果不小心灑在身上用不了幾分鐘就會把衣服燒個大洞。韓玉臣是個粗獷的人，大個子，手榴彈一扔能扔50多米，他把壞掉的棉褲往床上一扔，“大不了不穿了！”就去睡覺了。可是第二天，等他醒過來的時候，卻發現棉褲已經補好了。韓玉臣在班上喊：“哎，是誰把我的棉褲補了？”邊上的戰士說，“肯定是雷鋒，不然會是誰！”韓玉臣就問雷鋒，“是你補的不是？”雷鋒笑笑說，“也可以那么講吧。”張興吉說，雷鋒是從自己的棉帽里拆了一塊布料下來，洗干凈晾干了，然后給韓玉臣補上去的。

　　我們今天在《雷鋒日記》里能看到這樣的內容：“今天是星期日，我沒有外出，給班里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單，幫高奎云戰友補了一床被子，協助炊事班洗了六百多斤白菜，打掃了室內外衛生，還做了一些零碎事……”

　　確實，在張興吉看來，雷鋒就是這樣一個閑不住的人，一個熱心腸的人。

　　有回全班上山割草，早晨帶飯中午吃。那時候吃飯是定量的，每人一頓3兩，一天9兩。戰士王延堂胃口大，早晨就把午飯吃掉了，雷鋒就把自己的午飯給了他。張興吉還為這件事情批評過王延堂，說，“你這個人莫名其妙，讓別人給你飯！”

　　戰士周述明的母親生病，他十分著急。后來有人給他們家里寄去了錢。全班都認定是雷鋒寄的，周述明找他問，可是他起初怎么也不承認，最后實在沒辦法了才承認。

　　雷鋒還是一個愛學習的人。他最愛讀的書是《毛澤東選集》。那時候，一個班只有一本《毛澤東選集》，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學習，雷鋒給班上的每個戰士都抄了一本。后來，甚至幫連里的很多人都每人手抄了一本。

　　“你看他走在路上，那個嘴總是不停地在動。我后來才知道他是在背毛選里面的句子。”張興吉說。

　　喬安山，是和雷鋒從鞍鋼一起一路走來的戰友。但是在張興吉看來，與聰明好學的雷鋒不同，喬安山恰恰是班上“最笨”的人。他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也看不了報紙，“不會包餃子，甚至連燒個火都燒不好。”

　　別人經常會笑話喬安山，但是雷鋒卻很喜歡幫助他。雷鋒每次從外面作報告回來，都要把帶回來的本子和筆送給他，還給喬安山布置一些文化課的作業。有時候，雷鋒不在，其他戰友就會問喬安山，“雷鋒給你布置的作業你做完了沒有？”

　　對于喬安山而言，雷鋒就像是自己的哥哥；

　　對于張興吉來說，雷鋒就像是自己的弟弟。

　　然而，很快，他們就失去了這位兄弟。

　　傷痛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悲劇發生的那一天，張興吉在宿舍里。

　　這時候，雷鋒已經當上了四班班長，張興吉調到三班當班長。但是他們仍然住同一間屋里，雷鋒睡張興吉之前的床，張興吉搬到了雷鋒的上鋪。

　　1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鋒和喬安山開著嘎斯13號車裝著新棉衣回到連里。雷鋒跟連長報告說，他開的這輛車到了三級保養時間，車況不好。然后準備和喬安山一起把車開到連部后邊三營九連炊事班門前的自來水管邊，把車上的泥用水沖一遍。

　　那個位置就在他們宿舍的斜后面一排。張興吉從宿舍的窗口剛好能看見。

　　張興吉回憶說，他們車的一個輪子陷在了水坑里。在屋里的人聽到動靜就趴在窗戶口看。只見喬安山把車開到九連連部向左的一個拐彎處停住了，那是個直角的死彎，前后左右回旋的余地很小，左后輪距離一棵楊樹很近。

　　楊樹上拴著一根8號鐵絲，連著一排1.5米高、小碗口粗的柞木方桿子，一直拉到炊事班前，是戰士們平時晾衣服、曬被子用的。

　　雷鋒站在車下沖喬安山打著手勢，讓他給油。

　　“呼”地一下，喬安山把車開動了。輪子把離楊樹最近的那根柞木桿子從根部擠斷，柞木桿子和楊樹之間的鐵絲同時被掙斷，折斷的桿子在另一側鐵絲的拉動下向汽車左側的前方彈出，正好砸在了雷鋒的頭上。

　　“雷鋒不是很快地倒下的，他是慢慢、慢慢、慢慢地向后倒下的。”張興吉反復跟記者說著這句話。在后來的50年里，這個鏡頭常常出現在他的夢境中。“雷鋒站的地方后面有一條尖石子鋪的小路，他的后腦勺正磕在那條路上，我后來常想，如果不是這樣，他也許不會走得那樣快。”

　　屋里的人飛也似地跑了出去。雷鋒已經不能說話，滿嘴里都是血。連里的人把他送去了醫院。其他的人雖然心急如焚，但卻沒有機會跟著一起去醫院。

　　后來——

　　他們聽說，醫生已經開始為雷鋒做手術。

　　他們聽說，醫院沒有辦法了，正在請軍區總院的專家來。

　　他們聽說，醫生把雷鋒的氣管割開輸氧。

　　他們聽說，雷鋒在12時5分永遠停住了心跳。

　　張興吉說，其實，當他看到雷鋒受傷的樣子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樣的預感。

　　全連都哭了。

　　張興吉睡不著覺，他半夜里望著雷鋒的空床鋪發呆。“一看到那張床，腦子里總是轟地一下。”

　　張興吉說，雷鋒是個可憐的孩子。他在不到三年的時間一家幾口都被害死，成了孤兒；班上的每個人都看過他手上被地主砍后留下的三道疤；他講述苦難家史的憶苦思甜報告曾讓臺下的每一個人落淚；他曾經對張興吉說，“班長，我過去那么窮、那么苦，當了解放軍，一定要用實際行動報答黨、報答人民。”

　　雷鋒又是個可愛的孩子，他每天都笑呵呵的。他湖南口音很重，有時候大家逗他，“你說啥玩意兒，來說個普通話。”他就說，“不要逗我啦，湖南口音不是說改就能改的。”他喜歡唱歌，點名、開會、吃飯之前領唱的都是他，可是他唱歌不好聽，有時候文藝演出人家就讓他做做勤雜的工作，他還是很高興。

　　一個好孩子，走了。

　　一個好戰士，走了。

　　生活還在繼續

　　人生總有一死，有的輕如鴻毛，有的卻重于泰山。我活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

　　公祭雷鋒同志大會在雷鋒殉職后的第三天舉行。

　　這場葬禮讓張興吉感到震驚。由于雷鋒生前常常照顧老人，幫老百姓清理糞坑、干農活，給公社捐過款，而且還是望花區學校的校外輔導員，很多百姓得知消息后都過來了，“來了數萬人，他們都自動帶著白花為雷鋒送行。”

　　第一次，張興吉如此直觀而深刻地感受到雷鋒的感召力。

　　經上級安排，張興吉重新回到四班當班長。很久，整個班都籠罩在悲傷的氣氛里。周述明在班會上哭了好幾次。

　　最后，大家決定為雷鋒留一張床鋪。每天晚上把被子鋪開，第二天早晨再疊起來。

　　1963年1月，國防部命名雷鋒生前所在的班為“雷鋒班”。命名大會在沈陽軍區八一劇場舉行，班長張興吉、副班長周述明從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手中接過錦旗，上面寫著金光閃閃的三個大字：雷鋒班。

　　這一年，張興吉還作為全班的代表，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見。這曾經是雷鋒最向往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希望，“雷鋒班”能夠繼承和發揚雷鋒的優良傳統，完成雷鋒同志“沒有完成的事業”。從北京回來之后，張興吉的壓力很大。他怕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雷鋒。他反復思索：怎樣才能做到像雷鋒同志那樣？

　　連里、團里乃至整個軍區對“雷鋒班”的一舉一動也非常重視。軍區首長調研時經常在“雷鋒班”蹲點，考察他們的工作情況。

　　從此，給老百姓挑水、清理糞坑、弄壟溝，給駐地學校當課外輔導員，這些都成為“雷鋒班”的固定工作。

　　張興吉后來提干，歷任排長、連長、助理員。他擔任連長期間，建議了點名先點“雷鋒”，然后全體答“到”的活動。這個傳統后來一直延續下來。

　　1972年，張興吉復員回到地方，在四川南充一家土產果品公司當司機。

　　他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雷鋒的照片掛在屋里——

　　兄弟，你知道嗎？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你。

　　一項更重要的事業

　　我今天聽一位同志對另一位同志說：“人活著就是為了吃飯……”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對，我們吃飯是為了或者，可活著不是為了吃飯。

　　回到地方的張興吉一直默默無聞。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他和雷鋒的關系。

　　1987年，土產果品公司面臨倒閉，張興吉從親戚那里借來兩萬塊錢，買了一輛二手中巴，開始自己跑運輸。

　　殘疾人上他的車，他不收錢；有人說自己沒錢，他也不問人家要錢。就這樣，兩年之后，中巴的生意已經入不敷出，最后3000塊錢處理掉了。

　　最終，張興吉又回到土產果品公司，在門市部上班。

　　然而就在這一年，張興吉的命運出現了一個轉折。1989年，全國召開學雷鋒座談會，沈陽軍區四處尋找曾經給雷鋒當過班長的張興吉，費勁周折，幾乎要放棄的時候，終于在南充找到了他。

　　這次的座談會對張興吉震動很大。會上，有人說，雷鋒正在被人遺忘。

　　對于張興吉來說，他無法接受這樣一個好人會被人遺忘。回到南充之后，一直低調的他，在自己負責的門市部里掛上了雷鋒的頭像和標語。

　　這一年，他已經接近50歲。他決定，把宣傳自己的戰友、兄弟——雷鋒的精神作為一項事業。

　　他開始去很多部隊、學校講課，他開始接受越來越多的記者采訪。然而，他很快發現，越來越年邁的他，在講述雷鋒的故事時卻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總有人質疑雷鋒的節儉，有人說：他不是還有皮衣嗎？

　　張興吉說，雷鋒曾經撿了一個雪花膏瓶，專門用來擠別人扔掉的牙膏，他在部隊期間從來沒有買過牙膏。他的襪子從鞍鋼穿到部隊，被韓玉臣扔掉了，又從垃圾堆里撿回來洗干凈了繼續穿。部隊每年發兩套軍裝，他總是把一套還給國家。他確實有一件皮衣，那是在鞍鋼的時候買的，他到部隊之后，正趕上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所以特別講究節約。節儉，是他愛國的表現。

　　還有人問：雷鋒做好事是不是在作秀？為什么不是有表揚信，就是寫在日記里？

　　張興吉說，其實，直到現在都不知道雷鋒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很多事情他自己都是不肯說的。就以他下火車后送一對母女回家的事情來說，他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后來因為他回來得特別晚，有人反映到了連部里，當時的連指導員高士祥找他談話，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剛開始都沒有說，到最后才吐露實情。而且部隊里有人在車站看見了雷鋒，說他確實是護送別人回家所以才回來晚了。

　　張興吉為自己的喋喋不休感到苦惱。在幾十年前，無論是雷鋒還是其他人，做好事都是不需要理由的，出于感恩，總覺得本來就應該這么做。而現在，這些順其自然的事情也需要了——“理由”。

　　盡管如此，這位住在沒有電梯的9樓上、靠2000塊錢退休工資維持生活的老人，仍然愿意四處奔走去參加和雷鋒有關的活動。他甚至花了5年時間籌備在南充建立一個雷鋒展覽館。雖然5年來所有的工作都因為相關部門的人員更替最后回到了起點，但他絲毫沒有氣餒，“我計劃每個星期給他們寫一封信。”

　　張興吉說，“我們是雷鋒事跡的見證人，這樣的人以后越來越少了。雷鋒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范，不能讓這樣的人被遺忘。”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在這個冬末春初的北京，在“雷鋒班”班長們聚會的現場，我們見到了他。

　　當張興吉走出機場的時候，我們一眼就認出了他，因為他胸前別了一枚印有雷鋒頭像的徽章；那是一次活動主辦方送給他的，從此他出門總是帶著。

　　北京的陽光映照著72歲老人胸前的徽章，他和徽章上那個永遠22歲的年輕人一樣，正笑得燦爛。

來源：新華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