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如果有人問起中國的四大“火爐”城市,許多人都會給出一個標準答案:武漢、南京、重慶和南昌。然而,今后回答這樣的問題可能要費點勁了。
最近,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的專家,對最近31年的氣象資料進行綜合分析,結果表明,全國夏季炎熱程度靠前的10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為: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西安、南京、合肥、南寧。
官方沒有“火爐”判定標準
關于“火爐”城市的說法,由來已久。
重慶、南京、武漢傳統三大“火爐”的說法,大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出,在七八十年代盛行,并被寫進了中小學地理教科書。據中國天氣網首席專家李小泉說,當時提出的“火爐”城市,并沒有氣象數據支撐,只是一種民間流傳。
而“四大火爐”的說法,則有幾種城市組合,多為長江流域的幾個城市。第一種組合是武漢、南京、重慶、南昌;第二種組合是武漢、南京、重慶、長沙。上述兩種組合認可的人比較多,第一種組合還被寫入過地理教科書。此外,有一種說法稱重慶、武漢、南京、濟南是“四大火爐”,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長沙、武漢、重慶、杭州是“四大火爐”。
國家氣候中心氣候與氣候變化評估室主任、研究員張存杰表示,“火爐”城市沒有確切定義和科學的標準,有的只是民間說法。
傳統意義上的“火爐”城市是指長江流域大型城市,夏季受副熱帶高壓控制,維持較長時間的高溫高濕天氣,使人們感到悶熱難耐,好似在“火爐”中一般。副熱帶高壓是存在于南、北緯20度至40度的穩定、少變的深厚暖性高氣壓。一般受副熱帶高壓控制內的區域,天氣晴朗、炎熱。導致我國南方地區出現晴熱高溫少雨天氣的影響系統是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
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鐘瑤琦說,南京、武漢和重慶均為盆地,夜間散熱困難,睡眠痛苦。作為長江流域最大的3座港口城市,這里的炎熱體驗被船工、商人傳向五湖四海,因此“火爐”之名久矣。
不能僅據氣溫判定是否“火爐”
民間關于“火爐”城市的說法多了,后來專業人士也想給“火爐”城市定個標準,并采用了不同的指標。如有的使用極端最高氣溫,有的使用高溫天氣日數(在氣象上,通常將日最高氣溫≥35℃作為高溫天氣)等;使用的資料時間長短也不相同,如有的用近10年的氣象資料,有的用近20年的資料。由于采用的指標不同、統計時間段不同,結果自然也不同。
李小泉說,最熱城市排名要科學,如果僅憑借超過35℃的高溫天數或者絕對高溫判定哪個城市最熱,意義并不大。濕度、溫差都應該在考慮的范疇內。 “例如一個城市中午很熱,但早晚溫差比較大,人體也會感到相對舒服。 ”
“判斷一個城市是否炎熱,需要考慮多種因素。”張存杰說,“如夏季北方地區超過35℃的天氣越來越多,但相對于南方地區,高溫持續時間短,空氣濕度低,白天和晚上溫差大,人體的不舒適程度遠低于南方地區。因此,不能僅用極端最高氣溫等單一指標來確定炎熱城市。”
此外,城市人口多少,受關注程度也是確定“火爐”城市的重要因素。比如,要說我國最熱的地區,吐魯番肯定榜上有名,突破49℃的高溫考驗著當地居民的極限。但無論是以往流傳的“火爐”城市,還是如今網上各種版本的最熱城市排名中,都未見其身影。“如果從絕對溫度考慮,吐魯番,包括南疆很多地處沙漠的地區都非常炎熱。但是這些城市人口相對稀少,受關注程度也相對較低,因此,沒有成為人們熱議的‘火爐’城市。”李小泉解釋說。
地理因素促進“火爐”形成
除了太平洋副熱帶高壓這種天氣系統外,地理因素也是高溫炎熱城市形成的重要條件。李小泉說,綜合來看,高溫炎熱城市多處沿江地區,與寬闊水域相鄰,空氣濕度大,會讓市民覺得悶熱難耐。
此外,高溫炎熱城市基本都處于山谷、河谷、盆地等低洼地區,空氣流通性差,風力較小。因此,在太陽輻射下,溫度升高很快。靠近山的低洼地區容易出現 “焚風效應”,也是出現高溫的原因之一。“焚風效應”是指由于比較潮濕的空氣在迎風山坡上升時,水汽凝結成雨,到山頂后空氣已變得比較干燥,然后沿著背風坡下沉增溫,此時空氣變得更加干燥和炎熱。
當一團空氣從高空下沉到地面時,每下降1000米,溫度平均升高6.5℃。這就是說,當空氣從海拔四千至五千米的高山下降至地面時,溫度會升高20℃以上。“例如,石家莊位于山西高原東邊,當西風越過高原下沉時,增溫就會很明顯。因此,雖然身處北方,石家莊的夏季也十分炎熱。”李小泉說。
我國華北地區主要城市處在暖溫帶半濕潤大陸季風氣候區,由于西北部太行山對冷空氣屏障,冬寒夏雨,高溫天氣出現早。國家氣候中心一些專家,利用我國華北地區1961年至2000年夏季6月至8月的高溫資料分析發現,東亞副熱帶高壓和大陸變性高壓的活動,是造成華北地區城市夏季危害性高溫的主要影響系統。
人類活動使城市更加炎熱
城市化無疑也是炎熱城市的催化劑。李小泉認為,城市化逐步改變了先前以綠地為主的下墊面,道路、廣場、建筑物等城市下墊面都是由砂石、瀝青、鋼筋混凝土以及人為燒制的磚瓦和金屬等組成,它們表現出與巖石相類似的特性,吸收太陽輻射率比綠地大,反射率則小,因此,更加利于輻射升溫。此外,人的活動也使得城市炎熱,人類開發的工廠、所使用的汽車都是熱源。
張存杰認為,“火爐”城市增多,是氣候變暖和城市熱島效應的結果。全球地表觀測資料分析表明,全球氣候呈現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尤其近50年全球平均增暖速率越來越明顯。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我國的氣候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地表平均氣溫明顯升高,升溫幅度比同期全球平均值還要略高。
曾任中山大學生態與進化研究所所長的彭少麟做過相關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越多,熱島效應越明顯。1萬人口城市的熱島強度達到0.11℃,10萬人口城市的熱島強度是0.32℃,100萬人口的城市,其熱島強度可達到0.91℃。
延伸閱讀
近幾十年
北方增溫高于南方
張存杰說,近幾十年我國北方地區的增溫高于南方地區,北方大城市的增溫更加明顯。北方的西安、鄭州、石家莊、濟南、北京、天津等城市,炎熱程度越來越重。西安、石家莊等城市,近幾年夏季高溫日數超過了20天,出現了超過42℃的極端最高氣溫,人們普遍感覺天氣越來越炎熱。南方地區的城市雖然增溫幅度沒有北方城市明顯,但炎熱程度并沒有減輕。
河北省科學院地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肖嗣榮對1956年至2009年逐日氣溫資料分析發現,從年高溫日數和年極端最高溫度變化趨勢看,近54年來石家莊高溫熱浪發展態勢與重慶、南京、武漢相比更為嚴峻。石家莊和這三個城市的高溫熱浪特征差異主要是由于地理地形條件及東亞季風系統的季節變化規律所致。
“冀東北部城市和京、津兩市的高溫城市化效應近年并無增強趨勢,而小城鎮的高溫城市化效應在1990年代后期-2010年日益顯現出來。其原因可能是城鎮人口和建成面積的快速增長所致。”這是河北省氣象臺高級工程師張國華,在研究京津冀的不同區域高溫城市化效應時發現的結果。實習編輯:魏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