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立系列新機制

“5年里，為了不斷提高打擊和解救工作水平，公安機關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新機制，可圈可點。”陳士渠表示，這其中包括偵辦拐賣兒童案件“一長三包”責任制，即要求各地在接到兒童失蹤被拐報警后，要由縣市區公安機關主要領導或主管領導擔任專案組長，承擔破案、解救受害人和安撫受害人三項工作，案件不破，責任不能撤銷。

考慮到拐賣犯罪往往跨區域大范圍流竄作案，2011年6月，公安部建立了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要求縣市區一級公安機關接到兒童失蹤或被拐報警后，必須迅速調集警力，力爭在最短時間內抓獲犯罪嫌疑人，解救受害人。

為了解決兒童被拐多年后身源識別確認難問題，2009年4月，公安部建立全國打拐DNA信息庫，要求各地采集失蹤被拐兒童父母和來歷不明兒童血樣檢測入庫。與之配套，公安部建立了來歷不明兒童摸排比對機制。截至目前，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已經比中2500余名多年前被拐兒童。

“當然，這5年，反拐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令人遺憾的地方。”陳士渠說，一是部分地區群眾傳宗接代、兒女雙全、多子多福等傳統意識沒有消除，收買需求旺盛；二是一些地方群眾缺乏防拐意識，人販子依然有機可乘；三是有的地方對打擊拐賣犯罪重視不夠，反拐綜合治理有待加強。

堅持嚴懲重判高壓態勢

“打拐工作事關萬千群眾切身利益與社會和諧穩定，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審判職責，不斷加大對拐賣犯罪懲治力度的立場不會改變。”最高法刑事審判庭負責人表示。

據介紹，過去5年，最高法對拐賣案件高度重視，指定專門庭室成立工作指導小組；每年都制定周密的工作方案，與各級法院和國務院反拐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建立信息通報機制，及時、全面掌握拐賣犯罪新動向及審判工作新態勢。

同時，最高法通過發布典型案例、業務培訓等形式指導各級法院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拐賣犯罪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犯罪分子，堅持嚴懲重判高壓態勢。同時，指導各級法院注意做到區別對待，貫徹好從寬政策，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

2010年，最高法牽頭，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對案件法律適用中的突出問題提出可操作意見。

“下一步，我們不僅要對實施拐賣犯罪情節嚴重的人販子保持高壓嚴懲態勢不動搖，還要進一步加大對強迫賣淫，強迫勞動，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等相關犯罪的打擊力度。”這位負責人說。

他透露，最高法將在今年依法加大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遏制非法收買需求，減少刺激拐賣犯罪發生的誘因。同時，加強對出賣親生子女行為的調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自生自賣行為的發生。(記者李娜袁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