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將至時，是選擇插管、上呼吸機等竭盡全力地去挽救生命，還是放棄一切生命維持措施，有尊嚴、無痛苦地死亡？

7月29日，記者獲悉，北京市已經成立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北京市衛生局主管下開展業務。北京市衛生局表示，“生前預囑”概念在我國并無法律明確支持或禁止，目前尚處民間推廣階段，衛生行政部門將“觀察”其效果和發展，并對該協會在法律范疇內的運行進行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

其實，“生前預囑”是公眾選擇“尊嚴死”的一個重要依據，其目的是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減少或放棄“人為”治療上的各種手段，讓生命處于一種自然、平靜、安詳逝去的狀態。“尊嚴死”與“安樂死”最大的區別就是，“安樂死”采取了幫助終結生命的措施，比如，為減少病人痛苦，根據病人的意愿用藥物幫助患者終結痛苦。而“尊嚴死”則是一種消極的、被動的“等待”措施，是醫療措施的“不作為”。比如，放棄呼吸機和心肺復蘇等手段，以及大劑量的藥物治療。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尊嚴死”與救死扶傷的道德和傳統理念相沖突，也有違“盡最大努力挽救生命”的醫學精神。但是，任何生命終有時，當已經確定無法用醫療技術條件恢復病人健康和鮮活生命時，后續的一切醫療手段都是徒勞的，不過是在繼續“折騰”病人。比如，有的病人在彌留之際，渾身插滿管子、靠呼吸機維持生命，有的已經被宣布腦死亡、處于“植物人”狀態等，此時靠什么手段基本都已無力回天。數千年的醫學實踐證明，再高明的醫術、再先進的醫療設備、再昂貴的藥物，也不可能挽救所有處于病危狀態下的生命，也不可能讓瀕臨死亡的患者“起死回生”。這里就需要提出一個問題，對于那些主動放棄治療并且選擇“自然死”、“尊嚴死”的病人，該不該支持他們最后的“愿望”？

實際上，很多危重病人離世前都是很痛苦的，而如果推行“尊嚴死”，讓危重病人生前立下“生前預囑”，無疑體現了對個人尊嚴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囿于我國法律、倫理和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生前預囑”并未得到公眾的普遍認可。特別是我國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禁止公民選擇“尊嚴死”，但也沒有相關法律支持此行為，也就是說“尊嚴死”處于法律空白狀態。這是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

筆者以為，生命終結是不可逆轉的。人類再長壽，生命也有走到盡頭的時候。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健康和生命的理念不斷變化，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現實中重癥病人維持生命所存在的眾多難題。誰都渴望生命的延續，但是當生命遭遇不可逆轉的“最后時段”時，是加大救治力度，強加給病人呼吸機和心肺復蘇等一切治療手段，還是從人的尊嚴出發，給病人一個安詳、完整的“最后時刻”，這是需要盡快進行法律思考的嚴肅問題。

目前，民間已經成立了“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衛生部門也在積極“觀察”事態的進展。但鑒于目前我國沒有相關的法律支持，也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在倡導“尊嚴死”方面存在很多的難題和障礙，尤其是在推廣過程中，或許會出現一些技術問題、法律問題，為此，有關部門理應針對民間倡導和推廣“尊嚴死”的做法，給予高度關注和積極調研，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填補這一立法空白。畢竟，只有法律跟進和支持，才能為那些選擇“尊嚴死”的人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據，也才能夠有效保障其生前和身后的一切合法權益。(記者 舒心萍)

實習編輯：段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