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記憶

從12歲左右到上海，大力的記憶仿佛也只是從12歲那一年開始的。

“12歲前的印象很模糊。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只有一些斷斷續續的畫面”，大力說，自己最早的記憶，是被一個陌生老太太抱走，之后又不知怎么到了一個男人手里，“6歲的時候，我就到了一個男人手里，然后被他帶著到處偷東西，偷完再把錢交給他”。大力告訴記者，自己現在這個名字都是那時候開始叫的，“他們認為我年齡最小，力氣卻很大，所以就給我起了這名兒。”

跟著“大哥”偷東西，偷不著還被打，“雖然當時小，還沒有是非觀念，但總覺得拿別人的東西不好”。偷不到被打，偷的時候要是被發現，更要挨揍。就算偷到了，大部分的錢也是讓“大哥”揮霍掉，“我做夢都想著逃走。”

某個深夜，大力趁著其他人都已經熟睡，悄悄拿走“大哥”床頭的1000元，逃出了那個“魔窟”。“跑到火車站，由于不認識字，我也不知道火車開去哪兒，只是混在人群里，上了車。就這樣，稀里糊涂地來到了上海”。

絕境中遇好心人

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段時間，大力是睡在馬路上過的。就憑著這1000元，大力省吃儉用過了兩個月。

絕境中，大力遇到了他認為是來“拯救”自己的人。“我流落街頭，有個中年人看我可憐，給了我十塊錢。還問我這么小年紀為什么不讀書？知不知道父母在哪兒？當他得知我的境遇后，就讓我跟他走，做一些路邊發廣告單的活。雖然收入不高，但總歸有經濟來源，不至于餓死了。”

大力說，這個好心人不僅給了他一口飯吃，還讓自己小女兒教他拼音識字。“認識的字不多，但已經能記下路名了。”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大力不時摸著自己的錢包，“我沒讀過書，不識字。但這幾年在上海，我也享受過有錢人的日子。這個名牌錢包，就是當時送給自己的禮物。”

如夢的“奢靡時光”

讓大力感覺“脫胎換骨”的是他踏上南京路的那一刻。“到處都是閃爍耀眼的霓虹燈，還有密密麻麻的人群。我第一次在南京路上，根本邁不開步子——這原來就是人家說的上海灘吧。”

初到南京路不久，大力跟著別人一起販賣運動鞋。各種山寨、劣質、假冒的運動鞋，大力和其他小販一起大聲吆喝著。“賣假貨不會被抓嗎？”“當然被抓過，但我們想要吃飯，而且這個活也要日曬雨淋，自食其力，我覺得也沒什么丟人的。”

賣完運動鞋，再賣仿冒的各種名表。“主要都賣給老外，為了這個，我還自學了幾句英語日常對話。”

大力說，那幾年是自己到上海后最“風光”的時候了——賣假貨的暴利讓他也可以出入各種高檔餐廳，“那時候一有錢，我就跑到最豪華的飯店，點最貴的東西吃。從小一直過著乞討、餓肚子的生活，終于可以隨心所欲地吃了，我就一定要吃得比別人都好！”

只想要安穩的生活

與此同時，曾經讓大力“翻身做富人”的假貨生意也越來越難做，“人家老外開始了解我們行情了，一般不會來買。即便來，殺價也很厲害。”而政府監管部門則不斷加強打擊力度，令大力甚至一度預感“自己又要過回以前的苦日子了”。

“一個人的時候，會想很多事情，特別是反思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事情。比如賭博，我就是在這之后對自己發誓，永不再賭。又比如孤獨”，大力說，當自己千金散盡時，很多以前所謂的“好朋友”都離去了，“那一年10月17日，是我來到上海9周年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就把這一天當作自己的生日”，這一天，大力給自己買了蛋糕，插上蠟燭，望著搖曳的燭光，淚雨滂沱。

“太多的苦難和坎坷浮現在眼前，我覺得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所以更要加倍珍惜”，大力說著，低下了頭。

如今，大力在幾個朋友的幫助下，開始做一些手機零配件批發的生意，日子重新有了起色。去年，他通過網絡，認識了現在的女朋友，“自從談戀愛后，我感覺自己懂事了不少，至少要學會像個男人一樣用肩膀扛起生活”。大力指著那間小屋子說，他現在就和女朋友蝸居在這里，“不過，以后的日子會越來越好，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記者手記

和大力見面，約在上海一條僻靜的小巷。幾次改換時間和地點，最終在我的勸說下，還是同意帶我來到他那不足8平方米的住處，“別見怪，這地方除了小一點，其他都還好”。

和大力聊天，最大的感覺是，他用著或許同齡人中少有的警覺和世故，將自己牢牢地包裹起來，很難讓別人觸及他的內心世界。唯有取得他的信任，才能令他敞開心扉。

當他說完自己的故事，我問大力，有沒有感覺像一部現代版的“三毛流浪記”？大力竟然天真地說，“對哦，是有點”。他曾經試過所有他能想到的辦法，“我只想要一個身份，只想知道自己是誰？是怎么過完頭一個十年？”但結果依然令他失望。

我想，流落在全國各個角落，應該還有很多個“大力”，其中還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近況遠不如他。販賣人口、人倫慘劇，幾十年來都不曾停歇地上演著。誰該為這些孩子負責？誰又該為這些悲劇反省？追求著高度發達的城市，街頭撒滿“大力們”的辛酸與無助，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多么巨大的諷刺！文/圖記者 賀涵甫、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