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風”席卷中國，無論是高能耗聚集的工業城市還是正在向高端服務業轉型的城市，低碳綠色環保已成為大多數中國城市考核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
上海，早自2008年便被納入WWF低碳項目試點城市，2040年規劃竣工的崇明東灘，有望成為世界首個碳中和區域；南昌，這個預計2015年光伏產業收入將達600億元的中部省會，正信心勃勃地向世界級光伏產業基地進軍；而深圳，改革開放的前沿中心，現在全市路面上的5000多輛新能源車，已然標志特區成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車“試驗場”。
在低碳城市進程中，中國一直積極尋求與世界接軌。不過，國內低碳城市發展還與世界存在多少距離，中國式低碳城市之路又面臨何種難題，如何向國際呈現自己的聲音？帶著這些問題，中國日報專訪了“世界低碳城市聯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Low Carbon Cities）首任主席、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院長康飛宇教授。
低碳城市合作：民間舞臺提供的可能性
康飛宇曾連續五屆參與組織“中芬創新論壇”，在此之中，他與各國代表、專家學者研討低碳城市與低碳技術話題，同時也感受到了中國在降低碳排放中付出的努力沒有被廣泛認可的尷尬境地。
基于二十余年新型碳材料、新能源、環保材料的專業研究，康飛宇試圖尋找能夠讓中國在世界低碳領域發聲的另一種方法，一種“民間”的路徑：2011年，在芬蘭西納可集團和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共同倡導下，世界低碳城市聯盟在芬蘭埃斯博市成立，康飛宇被選為“聯盟”首任主席。
他指出了一條“政產學研資”結合的理想途徑：學者描繪藍圖，城市選擇方案，政府實施決策，企業則負責技術與資金投入。“在其中，非政府組織能夠發揮政府日常難以采用的辦法”。
目前，聯盟內部已經有40多個會員，其中包括各國企業、專家和政府代表。不過，康飛宇坦言，聯盟的城市代表目前僅7個，這一方面是因為以城市為代表，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審批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聯盟通過對會員資質的限制，“過濾”了一部分“偽”低碳城市。
“中國碳排放的人均水平其實很低，僅相當于美國的1/4。在國內，我們依然有很多很好的低碳案例。”康飛宇希望，能通過民間方式，搭建一個由中國人主導的舞臺，進而向國際社會唱出中國人的低碳聲音。
目前，聯盟每年在中國與歐洲都舉辦固定交流會議，重點推廣中國在低碳技術、低碳企業和低碳城市進展上的經驗。康飛宇舉例，北歐地區以往很少使用LED，而LED在深圳和國內的普及已經十分成熟。在聯盟的推介下，“芬蘭現在已經開始大規模地從中國進口LED。”
中國低碳城市的光景與困惑
如今在國內，“低碳城市”并非一個新鮮名詞。僅僅數年，低碳城市已經由一個最初的“時髦”概念，轉變為城市化過程中的共識。
2007年 9 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正式提出發展低碳經濟。這次講話后來也被外界解讀為拉開了中國“低碳”區域實踐的帷幕。隨后，2008年1月，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啟動“中國低碳城市發展項目”（“WWF 計劃”），2010年，國家發改委、國家科技部分別啟動所謂的“國家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試點”（“NDRC 計劃”）、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 2010 年度工作要點”（“NSC計劃”）。在三大計劃推動下，中國低碳城市開始進入探索式發展軌道。
忽如一夜春風來。2010年，中國就有上百座城市提出“低碳城市”口號，其范圍覆蓋大陸所有省份。而3年后的今天，這個數字已逾300座。
然而，什么樣的城市才是低碳城市？
早在2007年，河北保定市就在全國率先啟動低碳城市發展項目。雖然作為國內首個被冠以“低碳城市”稱謂的城市，保定并沒有出示嚴謹的低碳城市衡量指標體系。2010年，社科院發布中國首個低碳城市標準，該標準包含低碳生產力、低碳消費、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共四大類、12個相對指標，吉林省吉林市成為首選樣本。
不過，康飛宇認為，結合不同城市的特殊情況，各低碳城市的側重點并不一致。“低碳城市不一定是整座城市的低碳，也可能是城市的某方面低碳。”這意味著，低碳城市的標準劃分可能存在不同爭議。
康飛宇指出：“中國目前有三類低碳城市，一種是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以信息服務業為主導的城市，比如深圳；第二種如鄂爾多斯，是仍然以粗放型經濟為主的城市；第三種則是正在從農業化向工業化轉變的城市，以宜春、恩施等地為代表。”
在低碳城市進程的種種細節上，國內還面對著理想與事實的距離。
低碳經濟的核心內容在于碳價格，即通過市場機制來完成減排。但對于個人和企業而言，減碳意味著付出各種成本。2013年6月18日，國內首個碳排放交易所在深圳試點。但康飛宇認為，碳交易的未來并不容易樂觀。“深圳碳排放交易所的重點目前還在于技術和碳資產管理，而不是減排。”康飛宇說，國家目前沒有制訂碳排放交易的總體標準，碳交易的市場買者也很少。
即使在同一城市內部，低碳發展水平也會存在差異。據《深圳低碳發展報告2013》所測算的低碳城市發展水平，在全國抽樣的31座城市中，只有深圳達到“低碳發展城市”水平。但是，康飛宇也指出：“深圳的水平并不平均。同樣的產品，既能用非常低碳的方式來做，也可能存在非常‘高碳’的方式。”
欲成“主角”的付出與無奈
城市化象征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但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城市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也備受輿論爭議。
“如果包括縣城在內，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51%。要實現之前提出的70%目標，未來還將有3億多人進城。”康飛宇說，城市歷來是碳排放的重點，建設低碳城市無疑有利于減輕城市負擔。
康飛宇介紹，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80%以上仍靠火電供給，其中又以煤炭和石油為主。“中國太陽能、風能和水電供能都是世界第一，但占我們目前的能源比重太小。”康飛宇說，如果按照目前中國“保七爭八”的經濟增速，而不去約束能耗，2020年全國能源消費量將達80億噸標準煤，約占世界能耗一半。“即使現在實施節能減排，在國家的嚴格控制下，2020年煤炭消費預計也會達到45億噸。”
康飛宇夢想著有一天，中國能在低碳城市的世界舞臺上唱“主角”。事實上，中國各地的低碳城市設計與實踐也從未停止，在低碳化之路上，中國投入了巨大的決心與努力。但目前來看，中國低碳城市之路將并不輕松。
就國際層面而言，國內與發達國家存在的技術“鴻溝”使得低碳合作始終存在尷尬的不對等局面。“低碳本身就存在一種‘政治游戲’”，康飛宇說，“發達國家往往以低碳的名義，限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技術。”
而在國內，低碳城市發展還面臨著更為復雜的“保護主義”與“決策雷區”：高耗能企業往往是地方利稅大戶，每當“低碳”政策觸及到這些企業生存問題的時候，地方政府都不得不三思而行。另外，產業升級所淘汰的舊企業安置和人員再就業問題，也影響著低碳產業推廣進程。
“環保問題可能會導致社會問題”，康飛宇談到，“比如在我國西部一些地區，風電的基礎其實已經完全具備。但很多風力設備并沒有全部投入運營，因為一旦風電滿負荷運行，當地大規模的火電企業皆生存堪憂。”另外，他還指出，在“低碳強令”下，一些企業可能會迫于壓力向外地轉移。在深圳，已經有一些企業向重慶、鄭州等中西部城市流動。這種“外溢”現象只是轉移了碳排放，并不能從源頭上解決低碳問題。
現在，他所在的“聯盟”正在積極搭建國內與國際的低碳合作平臺。但是他也無奈承認：“作為民間組織，聯盟權力有限，并沒有批評功能”。他指出，國內低碳城市化目前存在的一些深層矛盾，還有賴于企業、法人與公民素質的逐步提高、一系列國家補貼舉措以及強硬法律的推行。
“環保畢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沒有政府力推，很難實施。”康飛宇舉例，深圳國際低碳城提出在2020年實現包括低碳能源、低碳建筑等在內的5個100%目標，在外界看來可能過于理想化。不過，他認為，在政府的積極投入下，這些“100%”的目標基本都能得到實現。
“當然，深圳低碳城距最后建成可能還需要10年左右”，康飛宇最后強調，低碳城市建設畢竟是一個長期過程，這一漫長的理想，還有待時間付出與檢驗。
（實習記者 王昀）
實習編輯 黃金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