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制后,院團演出場次大幅增加,舞蹈節目深受好評。朱磊攝

嶄新的訓練大廳里,劇院老師正在指導動作。 朱磊攝
■“3年來,每名員工工資都實現了三級跳。即使是去年經濟環境比較差時,也演出了186場呢!”
■“過去作為事業單位,猶如一潭死水,波瀾不驚。改企之后,更多的小魚游進來,過去躺在池塘里睡大覺的大魚,也開始活躍起來。”
開欄的話
又至年底,中央制定的文化體制改革“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也分別到了階段性“驗收”的節點。
文化體制改革是繼經濟體制改革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任務,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敏感度強。而在這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國有文化單位的轉企改制,又被視作“難中之難”,因為它對“文化人”的切身利益,影響最為直接。
日前,本報記者深入到部分已經、正在或即將轉企改制的出版發行、文藝演出、新聞媒體、電影等單位,采訪他們轉企改制過程中發生的一些故事、變化,甚至是矛盾、思考。從今天起,本版將陸續刊登“轉企改制進行時”的文化調查。希望這些報道,能讓更多人真切了解和理解這一輪文化體制改革,究竟為什么改,向何處改,如何改;更希望這些轉企改制單位的實踐,能為下一階段的改革“路線”提供一些參考樣本。
改革的確很難,但不改革,注定更難,甚至沒有出路——這是前方記者深入調查后得出的一致結論。
正是隆冬,安徽省蕪湖市奧體中心的地下室里,散亂地擺放著各類表演道具,由于通風不好,刺鼻的霉味讓人直打噴嚏……
2006年,蕪湖市將原來的蕪湖市歌舞團、越劇團等6家文化單位整合,組建新的蕪湖市藝術劇院有限公司,成為完全面向市場的國有大型綜合演藝團體。掛牌后的藝術劇院,就在這座地下室度過了改革伊始的陣痛3年。
雖然藝術劇院今年已經搬到了寬敞明亮的專用劇場,但對很多員工來說,留在這座地下室的記憶,仍是五味雜陳。
“皇糧”斷了人心惶惶
道理人人都懂,具體改革舉步維艱
2007年8月,同一間地下室里,人心跟窗外的天氣一樣,充滿躁動。
轉企改制要動真格的了——財政沒賬戶,企業自負盈虧;人事沒編制,所有人員采用聘用制。這兩點,成為最難逾越的關卡。
蕪湖市藝術劇院現任董事長張承憲至今仍很感慨:“我對改革的困難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沒想到會這么難!每天都要面對演職人員和家屬的質問,心力交瘁!”
瞿凌云是質疑者中的一員。1991年進入蕪湖市黃梅藝術劇團的他,從沒想過會離開心愛的舞臺。“那年8月,全員身份置換的具體方案出臺后,我第一感覺是,天塌了!”瞿凌云回憶:“皇糧一吃就是15年,現在斷了,政府是不是甩包袱不管我們了?劇院領導描述的美好明天,我們也看不到啊!”那段時間,瞿凌云幾乎每晚喝得爛醉。
幾乎所有進入改制范圍的人,都在惴惴不安。回想起往事,瞿凌云很不好意思:“為了避免被改制,大伙聯合起來抵制領導,軟硬兼施,甚至做了很多不文明的事。”
“我的桌子被拍過,杯子被摔過……不少人都鉆進了一個牛角尖,沒有辦法心平氣和。”張承憲告訴記者,最多的一次,他要同時面對50多人的質問。
不少人開始越過劇院領導,往上尋求解決辦法,其主管單位蕪湖市文化委主任宋建華的辦公室,一度成了“接訪大廳”。
“大家圍著我都問一句話,別人都沒有改,我們為什么改?不改行不行?”宋建華說。
面對質問,宋建華舉了這么兩個數據:蕪湖市原有8個藝術團體,每年演出不過30場,幾乎是零演出,如今只剩下4家;這么多年,4個劇團250多號人,拿不出一個精品劇目,每年卻要吃掉1000多萬的財政資金。
“6家單位合并后,留下的幾十箱設備道具是唯一財產,經過篩選,能用的其實只有兩箱,其它的全是廢品。賬面資產也幾乎為零。”張承憲說。
不改確實不行!這道理人人都懂,但落到每個人身上的改革,仍然舉步維艱。當年8月,第一次職工代表大會對全員身份置換方案表決,除了幾位領導,沒有一個人舉手通過,方案只能繼續修改。
關鍵時刻,蕪湖市委市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首先,年滿50歲或工齡滿30年的演員提前退休,享受事業單位退休待遇,這個優惠政策持續到2008年;其次,改企后財政投入不減,并隨財政收入增長而逐年增加,不過采取的是政府采購、補貼等新的投入運行方式;第三,通過追加購買‘補充養老保險’的方法,解決企業職工與事業單位職工退休后的待遇差別問題。”宋建華告訴記者。
半年后,2008年3月,全員置換方案終于獲得職工代表大會80%以上票數通過。
那天晚上,宋建華喝醉了。
“8號干部”集體轉型
人心順暢,來自實惠和成就感
不過,票決的通過,并不代表人心的完全順暢。
張承憲明白:“讓大家丟掉包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讓職工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實惠,看到廣闊的市場前景和良好的發展機遇。”
劇院首先拿分配制度“動刀”,實行分配制度三級制,即基本工資、效益工資、獎勵工資,獎勤罰懶的機制很快見效。
藝術劇院副院長張集敏,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進入省藝校的舞蹈專業學生,1986年調進蕪湖歌舞團,很快便成了頂梁柱。“那個時候,我外號‘逢人配’,不管什么舞,我都能配合上。”然而,滿腔熱忱的張集敏很快發現,舞臺跟自己想象的不是一回事。
“除了政府送戲下鄉,根本就沒有人跳舞。通知9點排舞,10點人還沒到齊,一天下來排不了一場舞。真是‘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張集敏告訴記者。
那個時候,劇團的人都有一個自嘲的綽號——“8號干部”,除了每月8號,大家可以在會計室領工資時見到對方,其他時候,根本找不到人。“微薄的工資根本沒法養家糊口!”1995年,他選擇了出門做生意,一直到2003年,外界風傳要改革,才重新回到舞臺。
藝術劇院正式掛牌后,雖然身為領導,張集敏投了贊成票,但他坦承:“未來的路怎么走,其實我心里也沒有底。”
3年過去了,張集敏慶幸自己選擇了留下,“3年來,每名員工工資都實現了三級跳。即使是去年經濟環境比較差時,我們也演出了186場呢!”
張集敏爆發出驚人的創作力,每年編舞數十部,“就是工作推著自己走,非常充實,人也有成就感了。”張集敏很享受這種感覺。
除了工資改革,劇院還開始推行全員營銷模式:將營銷任務細分到個體,推著每個人出去找演出機會,找市場。
數據顯示了變化:2007年,劇院演出132場,收入129萬元;2008年,演出186場,收入231萬元;2009年,演出場次仍有望突破200場……
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變化:藝術劇院掛牌后,不再受事業單位人員編制的限制,一大批人才被選拔進來。轉企改制的實惠,讓大家看到了奔頭,一批已經離退休的緊缺人才,也回來成為 “客座”、“特聘”人員。
一潭死水被“魚”攪活
能進能出能上能下,沒有“精氣神”無法支撐
2009年,藝術劇院從地下室挪到赭山西路的專用綜合演藝劇場,總面積達3500平方米。
每天早上,趙茹總是最早到達訓練場,開始排舞前的準備。“不早不行啊,現在已經落后了。”趙茹笑著說。
1992年進入蕪湖市歌舞團時,在大家眼里,趙茹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舞蹈演員。然而,6歲就開始練舞的她卻說,進劇團后,自己再也沒有認真練過基本功,“主要是氛圍。大家都無所謂,久而久之,我也就無所謂了。”
當初,跟大家一樣,趙茹對轉企改制也是心有抵觸,然而,一件事卻讓她的想法發生了變化。“跟新人第一次排舞,大家都做基本功。拉伸韌帶才發現,十幾年的功都快廢了。”趙茹說,那次練習后,腿疼了好幾天,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開始認真思考改制可能帶來的改變。
“你相信嗎,跳舞這么多年,28歲才拿到第一個獎,也就是2006年藝術劇院成立后,領導推薦我們參加了一次省里的比賽。過去,根本就不會有人來關心參加比賽這種事,就是混日子。”如今,趙茹已經參加了近10場比賽,幾乎每次都有斬獲。
2008年,趙茹成為劇團下設的藝術團團長。
空閑時,趙茹會跟同期畢業的校友打打電話,“那時一起出來的20個人,絕大部分都離開了藝術崗位。我很慶幸,自己仍能站在舞臺上!”
“要說轉企改制最大的變化,我覺得就是人的‘精氣神’不一樣了,現在真的只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在舞臺上多跳幾年!”趙茹說。
“過去作為事業單位,新人進不來,老人出不去,猶如一潭死水,波瀾不驚。改企之后,最直觀的變化,就是新鮮血液的進入,死水打開一個渠道,更多的小魚游進來,不僅僅讓水活了,更重要的是,過去躺在池塘里睡大覺的大魚,也開始活躍起來!”張承憲用了這么一個形象的比喻。
趙茹便是張承憲口中的“大魚”。
而22歲的丁倩則是新鮮的“小魚”。2006年4月從學校畢業后,她成為藝術劇院最早簽約進來的年輕人之一。
開始,丁倩覺得劇院節奏緩慢:“沒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干!”隨著改革的深入,丁倩首先感受到了節奏的改變。“改革的腳步越來越快,市場需求越來越大,對演員的要求也更高了!”
如今,丁倩已成為藝術劇院的“全能選手”,2009年,她已經演出了100多場,對于這種忙碌的生活狀態,她很滿足,而更讓她滿意的,是整個藝術劇院的創新精神在澎湃:“大家都在探討新的藝術,如何讓演出更能得到認可,如何創新舞蹈已經成為平時最大的談資。”
現在,受到蕪湖動漫節的啟發,丁倩正和趙茹他們嘗試打造一場有關動漫的大型舞蹈節目。盡管隆冬,他們的心中滿是激情……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