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公司起名“狗咬狗”
文字編輯的經歷為摩爾成為一個出色的紀錄片“編劇”打下了良好基礎，而其對爭議話題的敏感嗅覺和驚人的挖掘與取證能力，更使之順勢成為一個優秀新聞節目策劃者和編導。從1994年開始，他便把這些天賦運用在了一系列名為《電視之國》的紀錄片上。這是一個類似著名的《60分鐘》的新聞雜志節目，談論的也都是些主流品牌媒體避免觸碰的題材，諸如商業公司的無情，罷工運動，人權問題，右翼政治家的軟弱無能等。
摩爾的作品作為電影可能不一定都能賣座，但作為電視節目播放時收視率卻是高得驚人，摩爾借助電視媒體批判“多數媒體以‘新聞’的名義編輯處理報道的不實”的同時，儼然成為譽滿全球的媒體英雄，大家也真的開始稱他為“hero”(英雄)。當然英雄也有走霉運的時候，有次他就因為給著名樂隊“憤怒反抗機器”拍攝MV而被捕。但霉運反過來又能刺激其節目的收視率，這就是電視網絡作為宣傳媒介相較電影在當今環境里的巨大優勢所在。
摩爾的紀錄片的出色之處，往往在于新聞角度的“拍到了什么” (爭議性和對多數觀眾有著切身的利益關系的題材選擇，嚴謹周密的策劃，靈活機智的爆料能力)，和其特有的幽默感所帶來的娛樂功能，而非電影藝術范疇的“怎么拍”(他只是運用了一些廣泛應用于電視節目制作、而早被現代電影制作淘汰的簡單的蒙太奇剪輯手法)。為此，法國新浪潮電影大師戈達爾曾親口表示了對摩爾的蔑視。
但對摩爾來說，這些都不是問題。他從不否認自己的功利，更歡迎所有的爭議。他一如既往地、出其不意地以攝影機“偷襲”他的批判對象，并且經常針對一些缺乏還擊力的人，例如身不由己的企業雇員。在他的拍攝中，攝影機往往成為話語暴力的運作工具，攝影機和話筒就像槍一樣，每每讓摩爾跟面對權貴也不顯氣短。這種以暴制暴的咄咄逼人姿態帶有強烈的侵犯意味，實際有違紀錄片創作的道德原則。但摩爾有自己的理由，正如他把自己的公司名字起名為“Dog Eat Dog”(“狗咬狗”)一樣。他自認為是這個時代里最具有“時代感”的影像制造狂人。
《華氏9·11》令美國總統布什十分尷尬。
纏上布什：出書嘲拍片罵
而這個“影像狂人”也當仁不讓地成為最讓美國政府當局頭疼的電影人。他善于也喜于以嬉笑怒罵的手法及帶有極端直接的批判傾向的紀錄片引起廣泛爭議。這種苗頭其實在最初的《羅杰與我》已經初見端倪了。可憐的通用汽車總裁羅杰·史密斯作為其作品的主角之一，在影片上映后被搞得灰頭土臉、焦頭爛額。而之后的幾部紀錄片，如《丑陋的事實》也都是在這個思路上延續，他繼續肆無忌憚地攻擊無情的商業公司，右翼政治家以及其他各種存在問題的社會現象。
真正讓摩爾成為明星級導演還是2002年的一部《科倫拜恩的保齡》。影片試圖探討1999年4月20日發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郊區的科倫拜恩高中，兩名學生在舉槍自盡前，造成1名老師和12名同學死亡的盲目槍殺事件的原因。家庭問題、憤怒情緒、電動玩具、好萊塢的恐怖或動作片、驚世駭俗的搖滾明星瑪麗蓮·曼森等表面誘因被一一否定之后，影片還組織了大量數據、資料，現場演示、訪問來表明事件背后諸多現象的無稽與不合理：諸如在美國買槍和子彈之容易，私人持槍“只為自衛”這個理由之荒誕等等，進而將批判矛頭指向全美步槍協會與美國新聞媒體。該片在美國引起極大反響。不僅在美國創造了1290萬美元的紀錄片票房紀錄，更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甚至被國際紀錄片協會評選為史上最佳紀錄片。
在2004戛納電影節上捧得金棕櫚大獎的《華氏9·11》，則是《科倫拜恩的保齡》的一次升級演繹版。紀錄片延續了他在2002年的暢銷書《愚蠢的白人》里對現任總統布什內政和外交能力及政策的辛辣批判，更將對美國乃至全球造成極大惡劣影響的“9·11”事件的罪魁禍首鎖定為可憐的總統布什先生。這部極具殺傷力的作品，意圖清晰尖銳，從2000年布什就職那天其乘坐的轎車上被扔雞蛋；到布什在聞聽“9·11”災難發生時的不知所措；乃至布什家族與拉丹家族的長期而密切的政經關系的揭露……影像證據確鑿，用摩爾的話說，影片的主題就是“喬治·沃克·布什應該下臺”。
《科倫拜恩的保齡》和《華氏9·11》表明：沒有什么東西是摩爾不敢拍和不敢做的，為了達到他要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我這個混蛋什么都干得出來”(邁克爾摩爾自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