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wǎng)站環(huán)球在線消息：侵權(quán)、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書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出版物，就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quán)聲明。如明代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聲明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和現(xiàn)在的“版權(quán)所有，翻印必究”何其相似。
盜印年歷惹官司
唐代司天監(jiān)每年印有歷本公開發(fā)賣。四川因離長安很遠，就無歷本運到。安祿山之亂時，唐僖宗從長安逃到四川，卻見市場上有私人印的歷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樣，與政府發(fā)賣的標準本有別，而賣的人都說自己的歷本是正確的。當(dāng)?shù)厝税阉麄兯偷焦俑孔铩９僬f：“你們不是爭月的大小嗎？差個一天半天有什么關(guān)系？這是小事。”于是把當(dāng)事人趕出了公堂。
十分明顯，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監(jiān)的歷本，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侵權(quán)，或者說是“盜版”。這本是違法事件，所以出錯也無法避免，審判官應(yīng)該依法對侵權(quán)者追究責(zé)任。哪知這個官偏偏是個糊涂官，胡說幾句，一場盜版案也就不了了之。
政府三招防盜版
撇開具體案子不談，我們由此可知，侵權(quán)、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在今天，這類事為法律所禁止，古代也是如此。那么如何防止呢？由于活字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印書比手抄容易，這就給盜版帶來了方便，因而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于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羅璧《識遺》一書說：“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jiān)……”
沒有申請而“擅鐫”，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盜版，要依法處理的。這是一。
二是也在宋代，除了國子監(jiān)刻印的一般經(jīng)書而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將副本呈送官府看樣，一方面是防“異端邪說”，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書為名，干那盜版的勾當(dāng)。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則采取具體措施給予打擊。
三是對合法出版物給予保護。事前張貼榜文，說明某書由某處某人所出，他人不得“專一翻版”。這樣的榜文，既是事前預(yù)告出書信息，也是給盜版者一個警告。直到明清還是這樣的。
書末印上版權(quán)聲明
除了官府干涉外，書商自己也有保護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備案，以示合法，他人無權(quán)翻刻。
書商的保護措施還有：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quán)聲明。如元代陳在刻《古今韻會舉要》一書時，聲明如下：“實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今繡諸梓，三復(fù)讎校，并無訛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jié)略翻刻，纖毫爭差，致誤學(xué)者，已經(jīng)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后學(xué)陳謹白。”
這樣的聲明，當(dāng)時用的人頗多，不過說法各有不同，字數(shù)有多有少而已。少的如明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聲明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完全是近代“版權(quán)所有，翻印必究”的口吻。
案子多不了了之
這類聲明，古人稱為“牌記”。“牌記”式樣并非一律，也不是明時才有。宋刻《東都事略》目錄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十六字，分兩行寫，外用邊框。
但是，“牌記”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難說了，因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構(gòu)成侵權(quán)、盜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書商或著者將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聲氣廣通”，還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對這類官司是一只眼睛睜，一只眼睛閉，往往如本文開頭說的皇歷歷本的案子，不了了之。（來源：中青在線—青年參考 奚椿年人民出版社資深編輯摘自《書香小品》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年3月版 定價：25．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