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wǎng)站環(huán)球在線消息:侵權(quán)、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書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出版物,就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quán)聲明。如明代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聲明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和現(xiàn)在的“版權(quán)所有,翻印必究”何其相似。
盜印年歷惹官司
唐代司天監(jiān)每年印有歷本公開發(fā)賣。四川因離長安很遠,就無歷本運到。安祿山之亂時,唐僖宗從長安逃到四川,卻見市場上有私人印的歷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樣,與政府發(fā)賣的標準本有別,而賣的人都說自己的歷本是正確的。當(dāng)?shù)厝税阉麄兯偷焦俑孔铩9僬f:“你們不是爭月的大小嗎?差個一天半天有什么關(guān)系?這是小事。”于是把當(dāng)事人趕出了公堂。
十分明顯,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監(jiān)的歷本,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侵權(quán),或者說是“盜版”。這本是違法事件,所以出錯也無法避免,審判官應(yīng)該依法對侵權(quán)者追究責(zé)任。哪知這個官偏偏是個糊涂官,胡說幾句,一場盜版案也就不了了之。
政府三招防盜版
撇開具體案子不談,我們由此可知,侵權(quán)、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在今天,這類事為法律所禁止,古代也是如此。那么如何防止呢?由于活字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印書比手抄容易,這就給盜版帶來了方便,因而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于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羅璧《識遺》一書說:“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jiān)……”
沒有申請而“擅鐫”,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盜版,要依法處理的。這是一。
二是也在宋代,除了國子監(jiān)刻印的一般經(jīng)書而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將副本呈送官府看樣,一方面是防“異端邪說”,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書為名,干那盜版的勾當(dāng)。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則采取具體措施給予打擊。
三是對合法出版物給予保護。事前張貼榜文,說明某書由某處某人所出,他人不得“專一翻版”。這樣的榜文,既是事前預(yù)告出書信息,也是給盜版者一個警告。直到明清還是這樣的。
書末印上版權(quán)聲明
除了官府干涉外,書商自己也有保護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備案,以示合法,他人無權(quán)翻刻。
書商的保護措施還有: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quán)聲明。如元代陳在刻《古今韻會舉要》一書時,聲明如下:“實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今繡諸梓,三復(fù)讎校,并無訛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jié)略翻刻,纖毫爭差,致誤學(xué)者,已經(jīng)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后學(xué)陳謹白。”
這樣的聲明,當(dāng)時用的人頗多,不過說法各有不同,字數(shù)有多有少而已。少的如明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聲明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完全是近代“版權(quán)所有,翻印必究”的口吻。
案子多不了了之
這類聲明,古人稱為“牌記”。“牌記”式樣并非一律,也不是明時才有。宋刻《東都事略》目錄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十六字,分兩行寫,外用邊框。
但是,“牌記”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難說了,因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構(gòu)成侵權(quán)、盜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書商或著者將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聲氣廣通”,還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對這類官司是一只眼睛睜,一只眼睛閉,往往如本文開頭說的皇歷歷本的案子,不了了之。(來源:中青在線—青年參考 奚椿年人民出版社資深編輯摘自《書香小品》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年3月版 定價: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