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東亞地區形成中日兩強格局存在著戰略上的不確定性。日本在經濟崛起之后正在追求政治崛起,而中國作為政治大國正在追求經濟現代化。中日兩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戰略目標。但是,中國對日本追求的戰略目標目前還看不清,而日本也對中國追求的戰略目標說“弄不懂”。日本政界有相當一批政客根深蒂固地認為中日關系存在巨大的、潛在的戰略沖突。日本經濟界對日本政界最終決策究竟會選擇“戰略互惠的中日關系”還是“戰略互害的中日關系”無法作出判斷,對發展中日經貿關系抱有憂慮。
第四,在經濟領域,日本政府實施新的農產品檢驗標準,造成我國農產品出口難度和成本大幅增加的局面尚未改變;2007年2月以來,日本政府有關方面再次將雅馬哈對華出口一事采取“深度挖掘”證據和加大懲罰力度,其背后動機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就對華轉讓技術向日本企業再次發出嚴重警告;日本政府對華節能技術合作依然采取“動口不動手對策”;最重要的是2005年日本政府夸大中國投資風險,2006年日本對外投資的數據已經反映出這一動向。以上情況基本上可以說明日本政府至今仍未采取實際行動解凍“對華打經濟牌所采取的措施”。
第五,中日兩國各自經濟面臨一些新課題、新挑戰和新調整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世界經濟發展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本身對中日經貿合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而中日的選擇又將直接影響本地區乃至世界的發展趨勢。例如,安倍訪華期間達成的聯合聲明提出兩國將“共同推進東亞一體化”。但是如何理解“共同推進”?怎樣推進?以及如何處理與東盟、與美俄印等國關系?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加以研究的課題。
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資源短缺、油價高抬、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中日兩國各自為戰,還是通過加強合作去解決,這也是對中日經貿關系發展提出的新挑戰。
另外,中國正在致力于經濟結構調整,致力于發展內需主導型經濟和實行兩稅合并新政策等,這些都會對吸引外資產生一些影響;日本經濟結構改革在小泉時代不過剛剛開始,日本經濟內需不足,制造業過剩,靠外需拉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還在摸索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在這關鍵時期,日本政界卻熱衷于發展政治和防衛力量,任憑經濟“自由調整”。顯然兩國經濟的這些結構的調整變化客觀上也會要求中日經貿關系尋找新的發展領域。
以上分析說明當前中日經貿關系發展既受到來自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發展的腳步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兩國既可選擇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的道路,也可選擇減少合作、開展爭奪的道路,更可選擇拒絕合作、全面爭奪的道路。從這種意義上講,2007年4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將其比喻為“融冰之旅”再恰當不過。中日兩國面對這些情況,究竟可以作出怎樣的選擇,將向何處發展,請看以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