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何以掌握匯率改革主動權？如何借匯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間，德國經驗可為鏡鑒
據《財經國家周刊》報道，同為貿易順差大國，德國在其他國家的"待遇"讓中國羨慕：既無貨幣升值之痛，也無外匯儲備之憂，而可坐享貿易順差之樂。
然而，翻看德國經濟史，卻可發現似曾相識的一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西德政府經常賬戶盈余龐大且不斷增加，外匯儲備飆升，資產價格和薪資壓力上升。西德馬克面臨被迫升值重壓，國內外關于匯率改革的爭論不亞于今日之人民幣。
接下來的歷史演進是，聯邦德國70年代放棄馬克盯住美元，80年代抵制"廣場協議"，90年代催生歐元。其間貨幣主動漸進升值，終致國內物價穩定，常年蟬聯出口冠軍，國際收支表令人羨慕。
德國何以掌握匯率改革主動權？如何借匯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間，德國經驗似可為鏡鑒。
60年代：受困固定匯率
1944年，二戰炮聲尚未停息，"布雷頓森林會議"即勾畫了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系藍圖。德國戰敗，別無選擇地加入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西德馬克與美元匯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德國在戰后迅速崛起超出了太多人的預料。特別是其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很快立足，"德國制造"成為賺取外匯的龐大機器。聯邦德國對外貿易在20世紀60年代已持續保持連年順差，1965年以后貿易順差更是迅速擴大。
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固定的雙邊匯率就不再能夠反映兩國之間經濟實力的變化，馬克存在升值的內在要求。
為了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保持馬克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德國貨幣當局一度在市場上購入超額供給的美元，維持巨額外匯儲備。大量購買美元導致巨額馬克投放，在德國國內引起流動性泛濫，逐漸威脅到物價穩定。像中國一樣，德國當時的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和工人薪資等，面臨巨大的膨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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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后期，固定匯率政策可謂"綁架"了西德聯邦銀行的貨幣政策，央行在維持匯率與穩定物價之間難以兩全，通脹陰影重重襲來。
要不要進行匯率改革，德國展開了激烈爭論。時任聯邦德國總理庫爾特·基辛格聲稱，"只要我在任，貨幣就不會升值。"為了使聯邦銀行重新獲得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馬克應與美元脫鉤的呼聲日益高漲。
70年代：漸進升值
70年代，國際貨幣體系出現了巨大變化。
1971年，飽受石油危機沖擊的美國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自由兌換，貨幣史稱"尼克松沖擊"。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瓦解。當年3月1日，德國正式決定馬克對美元自由浮動，進入浮動匯率時代。
在固定匯率與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三者之間，德國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聯邦銀行也開始了徹底執行"以反通貨膨脹為綱"的時代。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德國央行旗幟鮮明地貫徹貨幣政策獨立性。物價穩定是貨幣當局最關心的事情，始終將匯率問題放到通脹問題之后，以國內經濟平衡為首要目標，不為外界壓力所動。
長期以來，德國央行一直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貨幣發行機制的依據。對貨幣信貸進行比較嚴格的控制，基礎貨幣的投放量未見大幅提高。這一過程中，德國資產價格伴隨著馬克匯率的上漲而上漲，資產重估和升值的幅度較小，對實體經濟沒有造成大的損害。
相對而言，馬克匯率居于次要位置，德國不會為了緩解馬克升值壓力而犧牲國內的物價穩定。進而，德國較為徹底地貫徹浮動匯率政策，并不對匯率進行過多的干預。在不可避免的貨幣升值過程中，聯邦銀行把貨幣政策的重點，放在防止輸入型通脹加劇方面。在浮動匯率制下，德國雖然常年保持巨額貿易順差，卻沒有再度積累起巨額的外匯儲備。
掌握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德國央行，1973年之后，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開始了馬克漫長的"主動漸進"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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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之后的大多數年份，馬克都保持升值狀態。到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匯率升值到1.5比1，持續升值達2.7倍。這與同時期日元的升值幅度不相上下。同一時期，德國出口穩定，貿易順差連年擴大。
德國此種匯率改革模式的成功秘訣，在于德國物價穩定。馬克在國際市場上升值的同時，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相對地升值。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德國經濟始終保持了年均4.5%左右的適度增長，穩定性高于美國等工業國家；通貨膨脹率則穩穩地控制在3.7%左右，低于其他主要工業國。德國物價的穩定，成為馬克國際信用最重要的基石，德國馬克逐步發展成為世界儲備貨幣。1999年歐元發行時，馬克占國際總儲備貨幣的18%。
歐元在政策目標、發行機制、匯率管理等許多方面，實際上延續了德國馬克的一貫傳統，特別是繼續將控制物價作為核心目標，實行匯率的自由浮動。可以說，如果沒有前馬克作為支撐，歐元很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80年代："廣場協議"贏家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馬克和日元升值的速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1985年9月，美國與日德英法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了著名的"廣場協議"。依據協議，德國與日本承擔本幣升值責任。
同樣的故事開始，卻是不一樣的結局。日本嚴格執行廣場協議，貨幣當局開始干預日元升值。為緩解日元升值影響，日本在國內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以犧牲國內物價穩定和資產價格合理化為代價，大幅降低利率。最終，90年代初，股市和樓市里的資產泡沫破裂，日本進入了十年的經濟衰退期。
德國未上演日式悲劇，原因在于對"廣場協議"的消極抵制。德國央行堅持其一貫姿態，堅決不主動干預匯率，更不會以犧牲國內物價穩定為代價降低利率。
為迫使德國聯邦銀行就范，美國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國發出強硬威脅。但緊張氣氛卻率先導致了紐約股市崩盤，道瓊斯創造二戰后最大單日跌幅，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廣場協議"導致的不同結果，反映了德國與日本不同的宏觀政策思路。德國"以我為主"、"反通脹為綱"的貨幣政策理念，使它成為"廣場協議"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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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前，就已采取了與德國完全不同的外匯管理思路和貨幣政策目標。為限制日元升值幅度對匯率長期進行干預，大量購進美元儲備。日元低估和高額貿易順差，使得日元的外匯儲備不斷攀升，直至成為世界第一。
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以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還要同時兼顧匯率的穩定。這使得日本經濟的風險不僅來源于內部失衡，如流動性泡沫，同時還來源于外部威脅，比如美國經濟的放緩。而"廣場協議"的目的，也就在于懲罰日本對匯率的長期干預。
區域貨幣合作
德國成功化解貨幣升值困境，與其持續推動區域貨幣合作的貨幣戰略密不可分。
在這個戰略體系里，區域匯率聯動機制、兩德貨幣統一、歐元誕生成長，是德國政府的三步落棋。
在消極抵制"廣場協議"、積極推動區域貨幣合作的同時，德國不斷完善國際收支平衡表。
德國與中國同樣擁有巨額貿易盈余，但德國外匯儲備很少；日本外匯儲備巨大，但貿易盈余遠不及中德兩國；美國則是貿易逆差與小額儲備共存。
在德國聯邦銀行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首先沒有高額外匯儲備"陷阱"。總量有限，甚至不到日本外匯儲備的5%；每年增量也得到良好控制，部分年份甚至在減少。
其次，德國善做"減法"，經常賬戶的資本流入，緊步伴隨著資本賬戶、金融賬戶和儲備賬戶等資本流出，且流出體系順暢，高額貿易順差導致的資本流入難題被有效分解。
此外德國的官方儲備多元化。除美元、日元等外匯儲備，還有黃金、黃金債權、特別提款權以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儲備等。而且，與龐大的民間儲備相比，德國的官方儲備更是微不足道。"藏匯于民"也發揮了突出作用。（駐德國法蘭克福記者 郇公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