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論壇》雜志在人民論壇網、人民網、騰訊網等做了關于“當代中國官員的‘網絡恐懼’”問卷調查：70%的受訪人認可“官員網絡恐懼”這種說法，有60%的受調查者表示“恐網”的原因是“擔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現象被曝光，影響前途”，88%的受調查者表示官員的“網絡恐懼”是“好事，說明社會進步了”。
前兩個百分比，是事實判斷，即對“是否存在網絡恐懼”以及網絡恐懼的原因的確認；后一個百分比是價值判斷，是對事實作出評價。那么，根據前兩個百分比所確認的事實，是否就能得出“官員的網絡恐懼是好事，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這樣一個結論呢？恐怕不是那么簡單。
網絡能用來監督官員，讓一些不稱職的官員感到害怕，對整個官員群體發生一點約束作用，確實是“好事”。可是，僅憑這一點，是否就能說是“社會進步”了呢？所謂“進步”，是一個歷史性問題，需要進行比較，需要多方面的指標來考量，僅僅憑單個指標就下結論，似乎有點簡單、武斷。
1950年4月22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后不久，《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這個《決定》要求：“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并教育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在報紙刊物上作關于這些缺點和錯誤的自我批評”。《決定》興起了一個批評報道的高潮，《人民日報》和各級黨報在其后的幾年里，刊發了大量的批評性報道和文章。這些報道增強了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的民主意識、公民意識，推動了民主政治建設，提高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
但是，曾幾何時，“批評報道”不知不覺中被改了名稱，叫“負面報道”了――似乎你批評負面的現象和事物，你就是“負面”的，目的是“負面”的，作用也是“負面”的，你批評的對象倒不是負面的了。真不知道判斷是否“負面”的標準是什么。用這個標準來衡量，60年前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豈不是鼓勵“負面報道”了嗎？這樣的變化，恐怕不能算是“社會的進步”吧？
官員“恐網”的另一面，是報紙對官員批評監督報道太少，太軟，太不夠。即使是網絡監督，阻力也很大。“彭水詩案”中被批評的縣領導能想出“誹謗政府”那樣法外罪名“起訴”批評者，王帥在網上發帖揭露當地政府強行征地行為而遭到“跨省追捕”――類似事件屢屢發生，似乎在說明，有一些官員并沒有“恐網癥”，倒是讓批評者感到恐懼了。
如果批評報道能在紙質媒體和網絡上齊頭并進，如果批評報道能擺脫“負面報道”這個“負面稱呼”，如果官員不只是“恐懼”，而是真心歡迎、主動接受批評報道；如果再進一步，官員樂于、善于自我批評，而不是習慣于“跨省追捕”，那我們真要舉雙手為“社會的進步”而歡呼了。
（責任編輯：李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