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在峰會新聞中心，記者參加加拿大官方舉行的國際媒體吹風會。 新華社圖片(圖片)
6月26日至27日，全球最重要的20個經濟體的首腦將齊聚加拿大多倫多，圍繞“復蘇與新開端”這一主題，就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未來道路等問題展開高峰探討。
分析人士認為，不斷升級的歐債危機令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節外生枝，繼續實施刺激措施與立即緊縮財政的立場在大西洋東西岸遙相對撞，甫一面世即連遭倒彩的“金融交易稅”提議一次又一次被重新擺上臺面……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已迎來一個亟需明確前進路徑的抉擇時刻。這次峰會可能是全球走出危機陰影進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
是否加快退出刺激政策
本次二十國集團（G20）多倫多首腦峰會是國際金融危機自2008年秋爆發以來的第四次峰會，有望在內容上呼應、繼承前三次峰會特別是2009年9月匹茲堡峰會成果。
加拿大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柯馬克此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在去年的匹茲堡首腦峰會上，G20承諾“繼續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支持經濟活動，直到經濟復蘇得到明顯鞏固”。本次多倫多峰會將在此基礎上貫徹、深化“強勁、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特別是針對當前全球經濟的新局勢做出必要且有針對性的調整。
然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自今春以來的突然升級和持續擴散，讓G20多倫多峰會的作用無法僅限于“調整”的層面。針對如何確保經濟復蘇持續性，G20成員之間已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歐洲成員和東道國加拿大要求盡快整頓財政、大幅削減公共債務；美國則希望在其經濟強勁復蘇前其它國家不退出刺激計劃，甚至能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增大刺激力度。這意味著G20多倫多峰會的任務已經從“調整”升級為“抉擇”，峰會成果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全球經濟重回正常軌道時的狀態與健康程度。
分析人士稱，很難說歐洲與美國的立場孰優孰劣。畢竟，歐洲宣揚的“高赤字、高負債將令公共領域產生新危機并再度侵害經濟”，以及美國所言“不充分的經濟復蘇將使未來的政府負債重新高企”，在邏輯上都言之有理。二者的差異實質上是同一邏輯鏈條上策略范圍的近與遠以及動作空間的小與大。至于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還需要G20成員的首腦們為全世界做出精確、智慧的判斷。
是否統一開征銀行稅
G20歐美成員之間的另一個主要爭議點是，開征銀行稅是否應在整個集團內達成一致。
若將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的意見考慮在內，G20內部就銀行稅問題的立場可分為三個層次：日、加、澳等金融系統未在危機中嚴重受損的經濟體拒絕開征任何形式的銀行稅；歐洲經濟體站在另一個極端，不但要求征收銀行稅以避免再度讓納稅人出錢救助銀行，還希望推行“金融交易稅”對現貨外匯交易課征全球統一稅收；美國的立場則處于二者之間，雖然為避免再度激怒納稅人而不反對銀行稅，卻對“金融交易稅”提議連聲反對。
分析人士指出，“金融交易稅”這一提議也可以理解為G20深化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可能手段之一。而相對于刺激政策退出和銀行稅問題上的巨大爭議，達成金融監管改革全球共識是此次G20峰會可以期待的實質性成果之一。
德國《明鏡周刊》6月22日發表評論說，應通過五個方面的改革避免全球金融體系再陷危機，其中包括控制銀行規模和業務類型、提高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監控金融產品質量、強化針對對沖基金的監管及嚴格控制評級機構影響力。這意味著關于金融監管改革的具體內容不斷豐富和細化，G20成員首腦料將在此問題上接受體力與腦力的雙重考驗。
G20機制面臨多重考驗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性金融組織改革以及全球擯棄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有望取得更深入的成果。其中，前者的進展更是有望首次在G20首腦會議層面上得到確認。
今年4月下旬，世行通過了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權上升了3.13個百分點至47.19%。這是該機構歷史上首次以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治理權為目標的改革。
至于那些分歧嚴重的議題，其取得實質性成果并非希望渺茫。至少，在G20峰會前夕召開的八國集團（G8）首腦峰會，給了歐美經濟體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從而有望提高相關議題在G20峰會上的探討效率。分析人士稱，這是G8峰會首次扮演G20峰會前立場協調的角色。盡管加拿大方面將本周會議稱為“G8及G20聯合會議”，但會議時間上的先后已清晰表明了二者之間的主次關系――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三次會議之后，G20終于在多倫多正式取代G8，“晉升”為經濟、金融政策全球性磋商平臺。而諸多困難議題的存在，除了考驗G20決策機制的效率，還將讓G20平臺發展過程中的這次“成人禮”變得更加關鍵而寶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