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8日刊發學者文章，解讀西方的“中國觀察”滄桑歷程，文章從冷戰時代的觀察方式的回顧寫到現今中國問題專家的研究現狀，認為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是一個毫無疑問的歷史性成就。許多抱有偏見的中國觀察家，從來就沒有認真地解釋過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

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觀察”是一門神秘的藝術。按照傳統定義，它主要是指冷戰時期包括記者、安全或情報機構的分析師，以及學者在內的“中國問題專家”所從事的現代中國研究。

由于中國觀察后來被加上了含有貶義的標簽，我們不知道用“中國觀察家”來稱呼像史華慈(Benjamin Schwarz)、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弗朗茨?邁克爾(Franz Michael)、施伯樂(Robert Scalapino)、鮑大可(A. Doak Barnett)、白魯恂(Lucian Pye)、艾倫?惠廷(Allen Whiting)以及米歇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這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是否合適。但在冷戰時期，這些大師的許多學生，肯定會被歸入“中國觀察家”之列。

“中國觀察”這一行當的主要目標，是為外界解釋或“破譯”中國發生了什么事，主要針對短期事件而不是其長期發展。

西方記者和分析師在20世紀60年代，集中到香港收集關于中國的信息并尋找中國政治的線索。觀察家從官方宣傳物、境外新聞和報道中追尋中國政治的蛛絲馬跡。

這種“中國研究”到底還是沒有真正學術意義，因為一個典型的“中國觀察家”，其實并沒有真正研究中國：他們沒有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深入分析問題，提出假說，然后利用系統的數據和觀察資料來檢驗這些假說。一個中國問題觀察家常常會出于一些成見和個人的偏見，把目光集中在各種負面報道或是問題上；而一個真實的中國學者應有的態度是中立和客觀的。

因此，那時候的“中國觀察”充其量是一種不精確的藝術，幾乎不值得被稱為“漢學”。這種研究是很像冷戰期間歐美學者為了觀察蘇聯局勢而發明的“克里姆林宮學”(Kremlinology)。總之，無論是“中國觀察”，還是“克里姆林宮學”，基本上都是冷戰的產物。

新一代中國問題觀察家

隨著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和中美關系的緩和，老式的中國觀察逐漸不被采信，聲望日衰。冷戰中的中美對立一旦開始放緩，中國觀察家不得不改弦易轍，在新的環境下為中國觀察尋找新的價值和角色。

在此期間，一群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美國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在1968年成立了“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該委員會的學者，對亞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挑戰，這其中就包括作為冷戰學術之一的中國觀察。這種學術被認為是美國政府促進其在亞洲霸權政策和遏制中國的工具。

委員會成員包括一些初出茅廬、前程遠大的中國研究學者，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包嘉樹(Richard Baum)，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謝淑麗(Susan Shirk)。他們對“中國觀察”的一些基本前提，特別是對其非學術化的資料收集方式，以及在分析事件和作結論時所帶有意識形態偏見，提出了質疑。

就在尼克松歷史性的北京之行開始前不久，周恩來以“乒乓外交”為契機，選擇性地邀請了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到中國訪問。受邀者包括一些年輕的CCAS成員。結果，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學者走向另一個極端。

進入1980年代以后，中國選擇了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道路，隨著中國與美國的關系正常化，中國與鄰國的關系也逐漸改善，中國觀察已經失去了其冷戰定義下的存在理由，其運作模式也不得不隨之改變。

今天的中國問題專家，越來越多地由年輕學者構成。他們不僅接受了更好的社會科學訓練，而且能夠接觸到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數據與信息。同時，許多老一輩學者和記者開始紛紛退休，或是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許多沒有冷戰意識、真誠而勇于探索的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

一個最為顯著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出生和成長在中國，并在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年輕學者，加入了中國問題專家的行列。這一代年輕人具有在中國最動蕩的年代里成長的體驗。中國觀察這一領域由此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首先，老一輩中國觀察家和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存在巨大差異。許多老一輩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對麥卡錫的反共主義記憶猶新，為了表示他們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一致與忠誠，唯恐被貼上“共產黨同情者”的標簽，他們不得不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對共產黨政權的敵視。老一輩學者在意識形態上不得不表現出強硬的右傾。冷戰結束后，年輕的中國學者最終開始避開意識形態上的限制，以一個更加開放的心態研究中國。

其次，老一輩中國觀察家，大多把注意力投向1980年之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新一代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的焦點，最初是中國在1980年以后的改革與發展，隨著中國的崛起，他們又將研究轉向中國崛起的區域與全球影響。從研究方法上看，老一代學者限于利用歷史分析的方法，篩選公開出版物中的信息，記錄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新一代中國問題觀察家，則可以獲得更系統的數據和信息，并采用更先進的分析工具加以分析。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中國問題觀察家，可以在中國開展田野調查工作和進行訪談。無論是看研究方法還是研究材料，中國研究領域的代際變化都是驚人的。因此可以說，“中國觀察”正在恢復它的正確名稱為“當代中國研究”。

中國觀察的遺產

我們如何評價“中國觀察”？由于“中國觀察”不是真正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漢學研究，我們需要的不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待其成果，而是要將其當作一種政策工具，評價它對政策制定的貢獻。毫無疑問，在冷戰期間，“中國觀察”對西方媒體的貢獻很大：無論它提供的信息是否準確，它至少告知了公眾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它主要被西方國家政府用于制定其對華政策。在冷戰的高峰期，數以百計的“中國問題分析家”，曾受雇于美國情報和國防機構，負責監控中國事態的發展。

下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作為政策工具的中國觀察實際效用如何？它作為預測工具的價值幾何？如果我們讓為數眾多的老資格中國觀察家回來做一個自我表白，他們大概會毫無猶豫地承認，盡管他們基于當時可提供的資源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們的行當終究是沒有預測價值的。

具體來說，無論是論研究者的數量、數據庫的規模和知識積累的多少，美國迄今為止在中國研究這一領域投入的資源都是首屈一指的。

盡管如此，中國觀察在當今的現代中國學研究領域，留下的遺產既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一位典型的資深中國觀察家，在實踐中學會了必須非常耐心、細致地收集基本信息，在接收官方的說辭時極為謹慎，而且會極為小心地評估和解釋官方出版的信息。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許多青年學者對采取這些預防措施不以為然。但是，這種細致甚至繁瑣的數據收集方法，對于區域研究這樣的實證學科還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作為冷戰的學術產物，以前的中國觀察的對象主要定位為“共產主義問題”，所以特別強調中國發展的消極方面。這對于今天的西方媒體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今天的西方媒體仍然傾向聚焦和報告中國的消極方面，夸大中國面臨的問題，有時甚至有斷章取義之嫌。例如，許多西方評論家還是使用雙重標準來評價中國的崛起，認為中國崛起必然不是“和平”，而必須是破壞性的。中國的對于鄰國的外交新舉措，通常被解釋為“過分自信的行為”。當中國的經濟增長從10%放緩至8%(仍然是一個非常可觀的增長表現)，這種放緩居然被命名為“硬著陸”。

誠然，學術研究必須專注于問題，一個優秀的學者，必須以懷疑態度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維作為研究的起點。但是，今天太多中國研究者仍然繼承了過去的偏見，延續他們的“在中國發現問題”的研究思路，不分青紅皂白地致力于尋找官方來源以外的“替代性解釋”。這導致了對中國的發展，缺乏多元的意見和持平的解釋。

以中國的經濟崛起為例，中國在過去30年持續兩位數的增長，已經使之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因此脫貧的人口超過了歷史紀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是一個毫無疑問的歷史性成就。許多抱有偏見的中國觀察家，從來就沒有認真地解釋過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不過，對中國的發展提出一個持平的判斷，這本來就不是“中國觀察”的初衷。(黃朝翰 黃彥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