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們注意到金融危機以來各種要素成本不斷上升，對于很多企業形成了不小的壓力，對于這個問題您有什么樣的看法？有什么樣的思路？

宋立洪：要素成本上升的問題確實是近年來各界、特別是企業界廣泛關注的問題。要素成本上升體現在多個方面，我認為最主要是體現在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上。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很大程度上是靠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發展起來的。但是在很多年的時間里，勞動力成本沒有明顯的上升。最近這些年，隨著經濟的發展，應該讓廣大人民特別是勞動者更多地享受到發展成果，必然會帶來勞動力成本上升。

從勞動者角度看，勞動力成本就是工資和社會保障水平，我覺得其上升有一定的客觀合理性。同時我們人口的年齡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十二五”以來，中國老齡化趨勢加快，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在發生改變，有人說我們勞動力的供給開始逼近劉易斯拐點。有關部門做了統計，從金融危機以來，也就是2008年到2012年城鎮單位平均工資年均增長12.8%，農民工的平均收入年均增長14.3%。大家都知道，很多省市幾乎每年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城鎮工資指導線，這就是有力的說明。

受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我們出口和利用外資的增速比前幾年有所回落。我這里有一組數據，2008年到2012年我們的出口平均增速是9.4%，而2001年到2008年是27.2%。當然這個數字的變化不是完全由要素成本上升引起的，它與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也有很大關系，但是能從一個方面來說明這個事實。從利用外資的情況來看，2008年到2012年我們吸收外資的平均增長率只有2.8%，而2001年到2008年達到了12.7%，將近10個百分點的差距，雖然說金融危機以后全球跨國投資都有很大回落，但是這個數字的差距還是很大的，很能說明問題。

要素成本上升后企業應該怎么辦？政府應該怎么辦？這確實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要素成本上升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的一種反映，是階段轉換在我們商務領域的反映。我認為無論是中國的企業，還是中國政府的各級部門，都應該主動地轉型升級，改變過去那種低價格、數量擴張占領國際市場的局面，積極參與到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進程中來。

具體來說，企業要提升產品質量、檔次，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在做好加工制造的同時，要向產業鏈的高端延伸，也就是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既要向研發、設計等上游環節來延伸，同時還要向營銷、物流等下游環節來延伸。要實行產業鏈、價值鏈的整合，如果這種整合跨越了國界，把外貿轉型和吸收外資、走出去統統結合起來，我們完全有可能打造一批具有跨國經營能力、具有國際化視野的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

從政府來講，要為企業轉型升級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比如說我們今年所做的保持外貿和外資的穩定增長，實際上就是為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爭取時間。另外我們要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保護企業創新的積極性。我們要增加對人才培訓、職業教育的支持，使勞動力素質跟得上企業轉型的需要，也就是克強總理講的要把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的紅利。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加工制造性產業的加工制造環節，需要從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的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特別是中部地區，一方面要素成本沒有東部地區那么高，像河南等很多省份又是人口大省，是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把這種產業轉移和培育內需、開闊國內市場結合起來，無論對優化供給結構，還是對改善需求結構，對發揮各個區域各自的資源稟賦優勢，我想都是很有利的。

（來源：中國日報網 編輯：劉夢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