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慶
——一些積極的轉變可能不是永久性的，但它們至少有助于雙方建立正常的心理關系。
中國日報網站消息：12月7日，溫家寶總理在舉世矚目中出訪美國，盡管此間夾雜著貿易摩擦和臺灣問題的不和諧音，但人們仍有理由相信，這將是一次成功的訪問，而日益走向常態的中美關系也將會變得更加富有理性和建設性。正像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所說的那樣，雙邊關系之復雜是無法由口號來表現的，中美關系是一種蓬勃發展的關系，有很多領域的合作，對有分歧的問題也會開誠布公。這是一種日益成熟和健康的關系，有風浪，但仍會穩健地前行。
高調背后的新中國觀
不久前，美國總統布什在澳大利亞演講時稱，中國是一個穩定的、繁榮的、尊重鄰國、給國內以自由的國家，這是近年來美國最高領導人對中國的最高評價。而鮑威爾則表示，他相信，今后五年，美中關系將會有巨大的發展，雙方日益增長的伙伴關系將推動重大國際事務的進展。 此間，“中美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類的高度評價不絕于耳，而“中國威脅論”的市場則明顯變小了，能夠根本地影響中美關系的問題只剩下了臺灣問題。
臺灣問題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應美國對中國認識的轉變。在上臺伊始，布什對中國是不盡友好的，在臺灣問題上更是走在了許多美國總統前面。但在9·11事件發生后不久，白宮便傳出話說，布什總統不希望有關中國的問題分散他解決其它外交政策問題的注意力，自此以后，避免與北京產生任何糾紛成了華盛頓外交班子的一項主要目標。
對中國國力增強的認可是中美關系轉變的重要原因。在國際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最大的敵人之后，布什政府開始努力尋求同日新月異的中國建立一種積極的關系。如今，美國已不言明地認定中國是“全球幾個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為了對付國際騷亂和不穩定，這些力量中心需要相互配合。無論是反恐，還是防擴散，美國都需要與中國密切合作。對此，設在華盛頓的智囊機構——大西洋理事會的亞洲計劃主任班寧·加內特指出，布什政府在努力打擊恐怖主義和“無賴國家”之際，是沒有心思與中國發生沖突的，本屆政府已經意識到，與中國對抗對自己沒有好處。
在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看來，能否容忍崛起的中國是中美關系走向理性和建設性的關鍵。他既不同意現實主義者的“日漸崛起的中國與維持現狀的美國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論斷，也不同意理想主義者的“中國與美國會成為最親密的伙伴”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認為，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是具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正常關系：有時親密合作，有時吵吵鬧鬧，但是，肯定不會公開地相互敵對。如今，這種中美關系既非“戀人”也非敵人的認識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所接受，即便是鷹派代表人物切尼也已認識到了同中國保持積極關系的重要性，而曾經時不時地抗議中國在包括臺灣以及導彈出口在內的一些問題上的立場的沃爾福威茨，今年也似乎立誓緘口不語，整整一年都沒有公開發表批評中國的講話，一度非常活躍的“藍隊”則幾乎集體失聲。
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美國不愿再過度挑戰大陸的臺灣利益和統一信念，只是適當地給北京一個信號，使之了解美國對臺立場的底線，即不能容忍大陸在臺灣并未宣布獨立時動用武力；但美國又不希望臺灣挑戰大陸，如果大陸在臺灣宣布獨立動用武力，美國是否會干涉將是不確定的。換句話說，美國任何一位總統都不會為了保護臺灣獨立而決定卷入與大陸的軍事沖突之中，美國不可能按照臺灣的主觀意愿，公然協助支持“臺灣獨立”目標的實現。
對布什政府來說，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中國實在是太過復雜而冒險了，為避免與大陸在臺灣問題上陷入僵局，在適當的時候對臺灣施加壓力是必要的。在陳水扁等人鼓噪著要進行修憲和公投之際，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于11月18日特別強調了美國的“與臺灣關系法”，表示美國愿意對臺灣出售武器，但是沒有承諾作出軍事上的協防。與此同時，美國前國務卿黑格則表示，在當前，美國應該重申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堅決反對臺灣“獨立”。
顯然，與大陸相比，臺灣在美國利益天平上的份量要微弱得多。臺灣領導人需要認清的現實是，美國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國家，如果臺灣方面一定要逼美國在具有相當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國際地位的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做出選擇的話，結果幾乎是勿庸置疑的。正如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伯特·羅斯所言，美國不能挑戰中國的安全，因為在亞洲大陸，中國是唯一的大國，美國不能挑戰中國在亞洲大陸的地位與作用。中國也無意挑戰美國在亞太的利益。可是中美之間有一個熱點問題，即臺灣問題。這是熱點，是利益沖突。但利益沖突跟大國矛盾不一樣，“大國矛盾很難解決，利益沖突是比較溫和的”。對美國來說，在焦頭爛額于伊拉克和反恐問題上的關口，在挑戰中國的越發巨大的代價面前，在許多方面都有求于中國的時候，是不希望這個熱點演變為爆炸點的。臺海的平靜，既符合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布什政府有著較往屆政府要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現實主義仍是這屆政府的“主色調”。這種現實主義意味著接受現實（中國的強大、需要與中國合作），也意味著要對外政策做出優先選擇。表現在中美關系上，盡管美國有著很多利益“追求”，其中包括促進中國在朝鮮問題和反恐問題上與發揮更大的作用、牽制中國大陸對臺灣使用武力、擴大美國出口、推動民主和市場改革、鼓勵尊重人權和有效的環境政策……但這些“追求”絕不是均衡的，在目前的形勢下，前者最為布什政府所看重。認清這點，我們就可以在對美外交上摸準“脈搏”，爭取主動。
中美關系進入摩擦時代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普頓在比較克林頓和布什政府的對話政策之后指出，布什總統奉行的對華政策比克林頓所實行的更具合作精神……事實上，華盛頓與北京的關系類似于它和許多傳統“盟國”如法國、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的關系。這句話有著雙重的含義。一方面，蘭普頓表現了對中美關系的樂觀態度，指出了中美合作空間日益增大、合作內容日益深化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個充滿摩擦的中美關系新時代的到來。就蘭普頓先生所提到的幾個國家看，無論是法國、韓國，還是日本、墨西哥，都與美國有著多領域的摩擦，但雙邊基礎的雄厚足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抵御和避免摩擦升級所產生的沖突和傷害。中美經貿摩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美國的一位學者曾經這樣揣摩“中國道路”的選擇。他指出，多年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在討論北京應該如何運用它的新影響力，是像典型的19世紀帝國那樣稱雄亞洲，還是采取較為現代的方式，在開放的全球化世界里成為成功的經濟競爭者。根據一些證據判斷，他認定中國領導層似乎想走第二條道路。這條道路顯然是美國所可以接受的，盡管有摩擦，但兩國關系不至于因此而失控。
從人民幣升值口水戰、貿易差額全國性抱怨到紡織品貿易爭端，過去半年來，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噪音逼人。盡管中美兩國領導人都表示愿意通過對話解決兩國貿易和經濟交往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盡管兩國的經濟在很多方面是互補的，但這并不能使摩擦消失，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需要逐漸適應在彼此的摩擦中的生活和一同進步。
在這個摩擦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在國際沖突日益加劇的今天，人們發現，中國對其昔日敵人的猛烈譴責已讓位于平靜的對話，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的提及和重視起來。如今，中國人已不諱言“外交的實質是各國在世界范圍內追求國家權力的極大化，即國家利益”，舉國上下都越發明確了“對外關系的指導思想必然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識。外國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已變得越發現實起來。在這種現實心態下，中國人對“利益”的追求變得從容而專業起來，作為WTO的“新生”，中國正在努力適應新形勢、新規則、新環境，正在越發老練地與美國人周旋著。
不僅如此，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奉行著一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溫和、更加靈活、參與程度更高、更負責任的外交政策，顯示出中國人越發“明朗”而穩定的自信心和大國心態。表現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政府很明確地表示不會向美國的壓力作出讓步。但在策略上，我們也充分意識到布什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壓力——在美國各地，中國都越來越被認為是導致美國制造業喪失270萬個就業機會（每6個人中就有1人失業）的罪魁禍首——在堅決維護國家利益的強硬表現之余，也不忘“給美國臺階下”，67億美元的訂單既表現出中國的繼續發展雙邊貿易的誠意，也再現了中國的市場魅力。而在事實上，采購是大國之間貿易關系中所常見的事情。
在這種心態作用下，中國對貿易摩擦和中美關系有了更明晰的認識和更靈活的應對，并且相信“控制力”并非是單方面的。11月22日，龍永圖在“WTO與中國企業國際化戰略論壇”上表示，目前中美關系正處于歷史最佳時期，美方不愿看到雙方關系破裂，因此中方在紡織品貿易爭端中的態度可以適當強硬，并相信中美的此次爭端不過涉及四至五億美元的金額，無礙大局并將會最終走向和解。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11月20日也表示，原計劃赴美采購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被推遲，但并未取消，而推遲是由于“技術原因”，這也為雙方的進一步對話留下了回旋余地。
溝通渠道的暢通也使中美關系得以及時繞過諸多暗礁和險灘，并使雙方在加深了解的過程中去除誤解。如今，中美高層的頻繁接觸正在成為中美關系走向常態的重要標志，就像鮑威爾所說的，高層會談正在變得如此頻繁，它們已經不再被新聞媒體視為新聞或重大事件。這是對的，“因為‘真正的’新聞是我們一起所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我們舉行了會晤。 ”
可以說，中美貿易之間的摩擦已經表明，中美經貿等多領域關系將進入一個摩擦時代，但無論怎樣摩擦，都將不會破壞雙方的利益基礎，這種基礎越厚重，破壞的代價就越重。在一些人氣勢洶洶要拿人民幣試問時，美國《時代》周刊則警告說，美國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與中國因為貿易問題而發生爭執。
可喜的是，中國政府一方面在加強中美合作和利益基礎的同時，也在深化著其他相關因素的建設。無論東北亞還是在東南亞，中國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都在迅速攀升，而人們也將會意識到：隨著這些國家“越來越將其經濟和政治注意 力轉向中國，如果被迫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作出選擇，它們很可能不會作出許多西方人設想的那種選擇。”現代意識和古老的中國智慧正在越發融洽而有力地揉和在一起，在中美關系等諸多問題上發揮著令人感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