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慶
——正像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所說的，世界必須學會與醒來的中國相處，美國也不例外。
一位歐洲學者在論證大西洋聯盟出現裂痕時曾經提到過，從大西洋兩岸的外交接觸的數量和質量看，自2001年以來都顯示出急劇下降的態勢：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的國務卿幾乎平均每月出訪一次歐洲，而鮑威爾在2001年僅到過歐洲6次，2002年只到過歐洲3次。與此同時，中美高層之間的往來卻是日漸頻繁了，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甚至笑著說，（中美）高層會談正在變得如此頻繁，它們已經不再被新聞媒體視為新聞或重大事件。這是對的，“因為‘真正的’新聞是我們一起所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我們舉行了會晤。”
盡管如此，溫家寶總理訪美仍然算得上是一個大新聞，一方面是因為這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第一次訪美，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次出訪有著重要的背景和使命，中美經貿摩擦問題和臺灣問題將是此番中美領導人會晤繞不開的話題。
但中美經貿摩擦問題和臺灣問題并不是唯一的話題。人們注意到，溫家寶總理的隨行人員中有很多經濟官員和經濟界的人士，此次出訪有著濃重的理性和建設性的色彩。換句話說，在摩擦和疑問之外，中美雙方都相信兩國之間還有著更廣闊的合作天地。
透過這幾個月的紛紛擾擾，我們發現，中國的對美外交思維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而美國的對華認識也日趨定型。一位外國學者在比較了中美外交思維的異同之后，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對外關系的指導原則是一種共同繁榮的哲學，即“共同致富”，一種水漲船高的合作，而非一種從實用政治角度出發的游戲。對此，東南亞國家有著深切的感受，中國對“發展安全”的倡導正在成為亞太國家的主流意識，這使得中國在處理對美關系上有著強烈的尋找共同利益的意識，也有了比以往更靈活的姿態，作為世貿組織的“新生”，中國正在迅速適應世界經濟的游戲規則，以更加老練和成熟的方式處理著大大小小的危機和挑戰。
由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體，它的影響必定會繼續增大，不僅美國人要接受這個事實，中國人也需要習慣這種事實所必然牽扯出的負面反應。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日益壯大的經濟體，有些國家、有些人表示擔憂是很正常的，我們沒必要阻止對方擔憂，但我們卻可以通過強化共同利益讓對方感到彼此關系的珍貴與重要。不僅如此，中國人還認識到，從長遠來看，承認自己不完美并做出適當讓步通常要比生硬的不合作姿態能夠帶來更多的收益。
不僅如此，通過對美國政治脈搏的把握，中國在處理對美關系時有了更多的從容和自信。《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的編者按就很有意思，它說“北京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總是會遭到格外多的批評，但這一次它可能做好了更加充分的準備”。在文章的作者看來，更為年輕的北京領導班子認識到，美國人的口頭攻擊只是美國政治進程的一個副產品。如今，中國人已很清楚最近的一些聲音哪些只是噪音，而哪些將會成為長期的“伴奏”。中美的經貿摩擦看上去將成為常態，但它顯然并不能根本性地傷害到中美關系的大局。
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的新“中國觀”已初步形成。如今，美國官員已不再將中國稱為“戰略對手”，轉而強調雙方之間的合作，“9·11”后所發生的諸多事情已使美國把注意力從中國轉移到了其他地方，中國已被廣泛認為對美國是有幫助的。現在中美高層之間的往來和電話聯絡非常頻繁，領導人間的私人外交也活躍得多了，渠道的暢通和交流的平等大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在某種意義上，中美高層的頻繁接觸已成為中美關系走向新的高度的重要標志，成為中美關系利益基礎日趨穩定的象征。
從戰略角度看，華盛頓已意識到，阻止中國崛起而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的戰略目標既不切實 際，又會對美國的戰略、經濟和政治利益產生很大的反作用力。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中國的地緣政治狀況的日益好轉，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日益加大，中美利益共同點日益增多，與中國發生對抗變得不理智和難以想象，美國除了遵循某種版本的接觸戰略之外似乎已沒有更多可行的戰略選擇。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特別是在“9·11”事件的沖擊下，布什政府對中國采取了一項與克林頓政府大同小異的“建設性接觸”戰略。在去年9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布什總統強調了美國對這項戰略的承諾，表示，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出現”，并說美國“謀求與不斷變化中的中國發展一種建設性關系”。
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戰略變得清晰起來，那就是，“只有使中國加入國際經濟、政治和安全機構并且鼓勵它采取國際公認的行為準則，才能最有利于美國利益”。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預計，督促中國兌現入世承諾將成為未來數年內美國在經貿領域中的重要追求。
盡管中美之間仍存在著一些不和諧因素，中國正在迅速崛起的事實也使一些美國人感到憂慮，但戰略上的認同感還是增加了雙方建立一種近似于美國與其他主要大國關系的更加正常的關系的可能性。同樣產生影響的還有美國的新威脅感，特別是自“9·11”事件以來增生的之于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威脅感。這種威脅感不僅導致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注意力和重心的轉變，而且這種態勢的持續將會為形成更加密切的中美戰略合作和加強整個中美關系提供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