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士海
50年前的1月26日印度頒布了共和國憲法并宣布這一天為共和國日。在這50年中，印度在社會、經濟都取得了長足進步的同時，議會民主制也形成了比較穩固的政治體制。但顯而易見的是，印度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社會結構復雜和傳統文化影響深厚的發展中國家，其民主政治的質量還不算高, 現代政治制度與傳統社會結構的矛盾使印度的政治發展產生了諸多的弊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其現代化的進程。
一、由政治穩定走向政治動蕩
在近二、三十年中，印度社會正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深刻變革，有的學者將之形容為“一個劇烈攪動翻騰中的印度（a churning India）” 。伴隨著社會的變革，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是導致90年代印度政壇動蕩、政府更迭頻繁的根本原因。
（一）尼赫魯時期的政治穩定
在尼赫魯總理執政時期（1947-64），印度被普遍認為是非西方世界中少數幾個政治穩定的民主國家。這一時期印度能夠保持政治穩定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有一個強大的政黨。在獨立后的前20年中，印度政壇上雖然存在著幾十個政黨，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向國大黨的執政地位挑戰。印度前三屆人民院和各邦立法會議的選舉結果表明了國大黨一黨統治地位的穩固性。在1952、1957和1962年的人民院大選中，國大黨分別獲得了議席總數的74.5%、74.5%和72.9%。在各邦的立法會議選舉中，國大黨分別獲得了議席總數的68.2%、65.7%和58.37%。除印度共產黨在1957年的喀拉拉邦選舉中獲勝之外，國大黨在其他所有的邦都取得了絕對多數席位并處于執政地位。
國大黨能夠在印度政壇上長期保持一黨統治地位，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和廣泛的社會基礎。本世紀20年代初，國大黨在圣雄甘地的領導下開展“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把民族主義運動“從一個由出身上層、受過英國教育、徹底西方化了的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小圈子擴展成為一個受到廣大中間階層和小城鎮支持的民眾性運動” 。作為民族運動的領導力量，國大黨為贏得民族獨立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這使它在廣大民眾中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和雄厚的政治資本。民族主義運動的遺產為國大黨獨立后掌握國家政權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50年代初期盡管黨內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脫黨現象，但總的來看，其下層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
第二，提出了頗能吸引人心和鼓舞民眾的國家意識形態。印度獨立以后，以尼赫魯為首的國大黨政府把社會主義、世俗主義和民主政治作為建國的基本原則；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高舉社會公正、經濟平等和建立福利國家的旗幟。尼赫魯時期實行的許多重大內外政策，如，不結盟政策、混合經濟政策、自力更生政策以及“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民族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混合物。在當時的印度，國大黨的主張對它動員和吸引各個階層選民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擁有比較完善的組織機構。在領導民族獨立的運動中，國大黨為動員民眾，該黨建立了從村、區、縣市、省直至中央的各級黨組織。這些組織幾乎遍及全國各地，起著與政府機構平行的作用。30年代后期，英國殖民當局曾經在印度實行省級政府自治，國大黨在一些省議會的選舉中獲勝并組織了政府。這在客觀上給國大黨提供了政府管理的實踐機會并積累了一定的政治經驗。獨立以后，國大黨又進一步發展、完善了它的各級組織機構并使之在政權和民眾之間起到了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第四，國大黨之所以取得成效和長期把持政權，并非僅僅是依靠尼赫魯個人的超凡的政治魅力，“實際上是因為它能在實事求是地適應變化時很好地運用其能力，因為它在處理內部沖突時具有高度精練的技巧，更因為它已經形成了一套做出決策的程序，可以集合黨內意見極為分歧的各派追隨者的要求” 。在國大黨內外，尼赫魯采取了避免極端和激進的“調和主義”政治，強調在制定重大國家政策時的意見一致。這種作法比較有效地抑制了黨內的分裂和黨外反對黨勢力的增長。
在尼赫魯執政期間，由于政治上保持了穩定，政府表現出較強的治理能力并比較順利地解決了當時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例如，解決了印巴分治帶來的難民的安置問題。再如，政府用和平的方式合并了全國大大小小的560多個土邦，消除了封建王國的割據狀況，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此外，政府還鎮壓了由印度共產黨領導的特侖甘納地區的農民武裝起義，迫使共產黨放棄了武裝斗爭，采取了“通過投票箱取得政權”的方式。
（二）國大黨的歷史性衰落
1967年的第四次大選是國大黨歷史上的轉折點，標志著它已走上了盛極而衰的過程。在這屆人民院選舉中，國大黨獲得的席位下降到54.6%，僅以微弱多數保持了在中央的執政地位。在當年舉行的各邦立法會議選舉中，國大黨也同樣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它僅獲得席位總數的48.6%，在17個邦中的8個邦失去了執政地位。
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雖然國大黨仍能在中央和多數邦執政，但由其一黨統治的局面已經動搖。到了90年代初期，盡管它仍是政壇上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并能在中央保持執政地位，但這主要不是因為它本身的強大和獲得民眾的擁護，而是因為反對黨的力量依然弱小和分散。國大黨在歷次大選中得票率的變化清楚地表明了它的衰落趨勢。在獨立后的前三次大選中，國大黨的平均得票率為46%；第四次到第八次大選的得票率平均為42%；第九次大選為39.5%；第十次大選中，盡管出現了拉·甘地被刺的同情浪潮，其得票率也只有36.5%；在1996年的第十一次大選中，它的得票率僅為29.7%。1998年和1999年舉行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大選中，國大黨的得票率進一步減少到25.8%和28.4%。
國大黨的衰落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該黨自身。
在領導民族獨立運動的年代里，該黨通過民眾運動的形式喚醒了廣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熱情。它幾乎動員了全國各種社會力量和各個階層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這一時期，國大黨代表了整個民族的利益。獨立以后，印度民族與殖民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消失了，被民族斗爭長期掩蓋下的民族內部矛盾開始顯現。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僅表現在國大黨的外部，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該黨的內部。尼赫魯在世期間，黨內的矛盾和斗爭已經存在，但是尼赫魯憑借其崇高的威望和成熟的政治經驗尚能避免黨內的分裂。尼赫魯去世以后，國大黨內元老派和少壯派之間政見分歧加劇，爭奪最高權力的斗爭激化，最終導致了1969年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此后國大黨又經歷了多次分裂，元氣大傷。70年代中期，英·甘地為了防止反對黨對國大黨權力的挑戰而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大肆逮捕反對黨領袖，停止實施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取締一些反對黨以及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這些作法嚴重敗壞了國大黨的民主形象，“緊急狀態”也因此被認為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最黑暗時期。自英·甘地執政以來，“國大黨內個人專權和中央集權的作法使該黨內部協商一致的紀律制度遭到了致命的破壞” 。另外，國大黨在選舉中突出領袖個人作用的作法大大削弱了各級黨組織的作用，致使許多基層組織名存實亡。
國大黨走向衰落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它未能滿足廣大民眾的利益要求。該黨在其執政期間制定的許多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和政策，如實現社會公正和經濟平等、實施土地改革以及充分就業和消除貧困等等，實際上既沒有真正實現，也沒能認真貫徹執行。幾十年過去，廣大貧困民眾的生活狀況幾乎沒有得到改善。這使國大黨逐漸失去了人心和政治號召力。此外，由于國家嚴重干預經濟活動，各級政府官員中“尋租”現象普遍，貪污腐敗之風盛行。這一切都使廣大選民感到失望和不滿，其社會基礎不斷削弱。一些傳統上屬于該黨“選票銀行”的階層和集團紛紛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在選舉中由國大黨的支持者變成了競爭者。
（三）九十年代的政治動蕩
從80年代末開始，由于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單獨組閣的多數席位，印度進入了或是少數派執政，或是多黨聯合執政的時期。結果導致政局動蕩不定，政府更迭頻繁。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十年中，印度一共組織了8屆中央政府，其中6屆只執政了一年左右便倒臺了，最短的只執政了13天。1989年大選上臺的V·P·辛格的新人民黨政府只執政了11個月；繼任的錢得拉·謝卡爾政府只執政了7個月。1991年大選上臺的拉奧的國大黨政府也是少數派政府，僅靠著小黨的支持才得以勉強執政，1993年在人民院的信任案表決中僅以14席的微弱多數逃過了垮臺的命運。1996年大選后，瓦杰帕伊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只執政了13天。隨后，高達的聯合陣線政府僅執政了10個多月；繼任的古吉拉爾政府執政了不到一年。1988年大選，印度人民黨靠著十幾個小黨的支持組織了聯合政府，但執政僅13個月便由于全印德拉維達進步聯盟退出聯合政府而倒臺。在1999年舉行的第十三次大選中，印度人民黨與13個小黨組成全國民主聯盟聯合競選才得以獲得多數議席。組閣后，該黨為防止重蹈復轍，將聯合政府的盟黨擴大到24個，這樣即使有個別政黨撤消對它的支持，聯合政府也不至于垮臺。在印度的多數邦內，也同中央一樣出現了政治動蕩和政府不穩的情況。例如在果阿，1990年至1998年之間共更換了4屆政府，7個首席部長，而1961年至1990年的30年中只換過3個首席部長。
目前印度政壇上的政治力量比較分散，不僅很難再出現一黨專政的局面，而且短期內也難以形成比較穩定的兩黨輪流執政的局面。各種政治力量需要經過不斷的分化組合，最后才能形成占有優勢的兩個或三個政黨，而這只有在印度社會深刻變革的過程中實現，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政治力量趨于多元化
印度的議會民主體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現為選票政治。選舉的競爭性使各種社會集團都在為獲得政治權力去爭取選民，即使是那些原來政治上消極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動之外的社會集團也被動員起來卷入了國家政治，從而使印度成為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在這個由眾多種族、語言、宗教、種姓構成的多元性社會中，不同的社會集團在爭取和維護自己利益的過程中不斷集聚化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勢力。長期以來，政治宗教化、種姓化和地方化已成為印度政治發展的顯著特點。可以說，這種現象違背了尼赫魯等政治家們主張世俗民族主義的愿望。早在1929年，尼赫魯曾經講到，“在我看來，實實在在的東西是經濟因素。如果我們強調這一點并把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這方面來，就會自動發現宗教的差別將不再重要，而一條共同的紐帶則把不同的集團聯合起來。” 但是尼赫魯的理想至今也沒能實現，各種傳統社會勢力的集團意識反而得到了驚人的增強。在印度當今的政治舞臺上，代表不同宗教、種姓和地方—種族的政治勢力正在崛起并使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一）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的崛起
在國大黨走向衰落的同時，具有民族主義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黨卻迅速崛起。該黨通過喚起廣大民眾對印度教傳統文化的宗教熱忱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而贏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發展壯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該黨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的2席猛增到1989年的86席和1991年的119席。在1996年的大選中，該黨獲得161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組織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選中，印度人民黨獲得179席，再次成為獲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黨，與十幾個小黨共同組成了聯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選中，該黨獲得182席，與其盟黨組織了新政府。印度人民黨在其成立后的幾次大選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該黨力量的增長和在選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從第八次到第十三次大選，它的得票率分別為7.4%，1.5%，20%，25.5%和23.8%。
印度人民黨在1998年選舉中獲得的選票情況表明了該黨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礎正在不斷擴大。該黨不僅繼續獲得了高等種姓半數以上的選票，而且成了獲得較低種姓選票最多的政黨（盡管它在表列種姓和表列部族中的得票率很低）。該黨原來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現在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的印度教徒中，該黨都是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選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黨在民眾中具有越來越強的吸引力和號召力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80年代以來，印度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印度教復興思潮，一種新的印度教認同正在確立。塞繆爾·亨亭頓認為，這種現象“顯然是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和異化狀態的反應” 。印度教復興主義的積極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員’，印度新聞界稱他們為‘身穿藏紅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來越多地來自‘印度穩健的中產階級印度教徒—商人和會計師、律師和工程師’，以及來自‘高級文官、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 。
印度人民黨利用這種思潮提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在政治方面，該黨批評國大黨壓制民主和政治腐敗，提出了“政治應以價值為基礎”的主張。“價值在這里具有很強的宗教色彩，意味著只有印度教的價值才是醫治印度政治弊病的靈丹妙藥” 。在經濟方面，印度人民黨批評國大黨的面向西方的發展戰略威脅了印度文化的生存，主張用圣雄甘地的社會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取代尼赫魯式的社會主義。在文化價值觀念方面，該黨主張靠印度教文化的復興實現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振興。在印度人民黨的政治家看來，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一個民族只有具備自身的特征，才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才能在世界上獲得應有的地位。一個在意識形態上缺乏凝聚力的國家，在外部的沖擊下難免不出現解體的危險，因此復興印度教可以增強民眾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這些主張顯然迎合了印度當前的社會思潮，為該黨在政治上崛起奠定了基礎。
（二）地區政治力量的增強
印度政治地區化的發展趨勢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歷史上的印度始終處于外族入侵和列國紛爭的分裂局面，它幾乎從未實現過國家的完全統一，因此也從未建立過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 英國殖民主義者聲稱統一了印度，但在約五分之二的領土上仍有數百個大大小小的土邦以獨立或半獨立的形式林立于次大陸。長期的王國林立和地區政治勢力割據不僅使印度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地區意識、種族意識和語言意識，而且也使印度的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多元性和分散性。有的印度學者指出，各邦在不同種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地區政治文化具有相當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不亞于歐洲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
印度獨立后，雖然名義上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結構，但是聯邦政府為加強國家的統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權的作法，中央與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較突出，許多代表地區種族主義勢力的政黨要求擴大自治權的呼聲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國內少數種族的強烈要求下，按照種族—語言的原則劃分了各邦。這種劃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種族之間的矛盾，但同時也助長了地區種族主義的發展和政黨政治地區化的趨勢。
印度的地區政黨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區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種族—語言、宗教或種姓集團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目前，除了古吉拉特、拉賈斯坦和奧里薩三個邦之外，其余所有的邦都存在著五花八門的地區性政黨。在某些邦，如泰米爾那杜邦、印控克什米爾和西北部地區的所有邦，全國性政黨的力量基本上沒有什么影響。一些所謂的全國性政黨，如，大眾黨（BSP）、人民黨（Janata Dal）、平等黨（Samata Party）、印共和印共（馬）實際上也只具有地區特征。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地區政黨的實力和影響不斷增強，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權，有的成了邦內最大的在野黨。從90年代以來的幾次大選結果中，可以明顯看出地區政黨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斷增強。地區政黨在人民院的席位從1991年的55席依次增加到1996年的110席，1998年的168席和1999年的222席。它們的得票率也從1991年的15.1%增加到1999年的23.6%。
地區政黨勢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國性政黨的勢力。由于地區政黨在人民院獲得的席位越來越多，全國性政黨只有在地區政黨的支持下才能上臺執政。中央政府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政黨對它的支持與否。這種情況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對地區政黨的依賴性和小黨為了地區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印度政治權力地區化和分散化的趨勢不僅導致中央對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國家的一部分權力從中央向地區轉移，形成邦政府權力坐大的情況。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國家政策，甚至對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中央和各邦的權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權的聯邦體制有可能轉變為真正的聯邦制。
（三）低種姓政治力量的覺醒
種姓制度在印度已經沿襲了幾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會之中。種姓制度是印度教的產物，有其深刻的神學基礎。雖然印度教沒有教會、教團和教階等嚴格的組織形式，但是印度教社會實行的種姓制度卻是世界上等級結構最為森嚴的制度。工業化和城市化使種姓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傳統職能減弱，但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種姓的作用卻在不斷加強。由于種姓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它們自然成為政治勢力重要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斗爭的工具。印度著名的政治領袖 J·P·納拉揚曾說過，“印度最大的政黨是種姓” 。在許多情況下，政黨斗爭的背后實際上是不同種姓之間爭奪政治、經濟權力的斗爭。
在印度社會的等級結構中，表列種姓和表列部族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勞苦民眾，也是兩支人數龐大的選民隊伍。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種姓人數為1.38億，表列部族人數6780萬，兩者占了全國人口總數的25% 。 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擴大和選舉制度的實行，大大促進了低種姓政治意識的覺醒。他們越來越認識到政治權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獲得平等權利和地位的呼聲越來越高。高等種姓和“大人物”逐漸失去了在政治上左右中、低種姓的能力。早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較低種姓就已經通過政黨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戰了婆羅門等高等種姓在社會、政治領域里的支配地位。70年代和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區，中、低種姓要求分享高等種姓權力和地位的斗爭也開始高漲。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爾邦就出現了分別代表中等種姓和低等種姓利益的政黨。這些政黨為了進行社會動員和在更大的社會范圍獲得政治上的支持，它們把屬于同一階層，有著共同利益，但分屬不同種姓的集團，甚至是非印度教的集團都結合在一起。這就使種姓逐漸具有了階級的性質。與印度的傳統社會相比，應當說這是一種社會的進步現象。
由于低種姓在人數上占有優勢，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并能夠在邦議會選舉中獲勝成為執政黨。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低種姓青年積極參政并成長為頗具影響的政治領袖。從中央和各邦議會議員的社會、經濟背景來看，政治權力正在從城市的中、高種姓手中轉向農村中的中、低種姓手中。低種姓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對其它表列種姓、表列部族等社會貧弱階層產生示范效應。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低種姓的崛起和參政是印度民主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不僅會對未來的政治發展和政治力量對比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將對沿襲了幾千年的種姓制度構成有力的挑戰。最后動搖并徹底埋葬這一丑陋制度的可能正是這支力量，不過這將是一個長期、緩慢和痛苦的過程。
三、社會—政治暴力問題突出
從獨立至今，印度始終被種族、宗教和種姓問題深深困擾著，這些問題不僅最容易導致大規模的動亂和暴力沖突，而且威脅著社會、政治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在當今的印度，由種族、教派、種姓沖突引發的社會、政治暴力事件已日益成為比國家之間的戰爭更為嚴重的安全問題。
（一）種族分離主義和種族沖突
在印度的各種種族問題中，暴力沖突最嚴重是種族分離主義。６０年代中期，印度東北部地區的那加人和米佐人先后掀起了反叛活動；７０年代末，該地區的特里普里人和阿薩姆人又爆發了種族暴亂；８０年代初期，西北部地區旁遮普邦錫克人的暴力沖突已經越演越烈；與此同時，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克什米爾人的暴力活動也在不斷升級，到８０年代末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武裝反叛。除此之外，印度還存在一些規模較小的部族騷亂，如廓爾克人和賈坎人（Jharkhand Movement），等等。這些種族或部族都向中央政府或邦政府提出過地方自治的要求，它們中的激進勢力還打出了要求脫離印度，建立獨立國家的旗幟。有的種族自治或種族分離主義運動經過政府的安撫或鎮壓表面上已經平息，但是種族問題與政治、經濟、語言、文化以及社會的權利、地位等問題相互聯系，徹底解決非常困難。根深蒂固的種族矛盾在一定的時機下有可能爆發出新的沖突。目前，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和印度東北部地區，一些種族或部族分離主義的武裝斗爭仍在繼續。
印度不同種族之間的大規模暴力沖突主要發生在本地人與外來移民之間。在印度南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東北部地區的阿薩姆邦、曼尼普爾邦、梅加拉亞邦和那加邦都發生過當地種族用暴力驅趕外來移民的運動。例如在印度的阿薩姆邦，越來越多的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使該邦的人口迅速增加，加劇了對就業及資源、特別是政府部門職務和土地的競爭。另外，大量的移民改變了該邦政治力量對比，使當地阿薩姆人在選舉中處于不利地位。１９７９年大選前夕，阿薩姆邦爆發了大規模的驅趕外來人的運動。自此以后，種族騷亂和種族屠殺事件屢見不鮮。
（二）教派沖突
在印度這個多宗教的國度里，幾乎存在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都是起源于印度本土的宗教；而伊斯蘭教、基督教、祆教、猶太教以及巴哈依教則被看作外來的宗教。其中，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又特別被印度教的極端勢力所不容，因為它們分別是外國征服和殖民統治的產物，而且其信徒大都是原來信奉印度教的改宗者。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間都發生過規模不同的暴力沖突，但最為嚴重的是與穆斯林之間的沖突。印度獨立后實行了世俗主義的建國原則。國大黨政府對分治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采取了比較優待的政策，這一方面是為了安撫穆斯林防止再度發生分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獲得穆斯林的選票。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穆斯林在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地位等方面仍然處于落后的境況，在政府機構和軍隊就職的人數以及在國會和邦議會的議員比例都低于其人口比例。穆斯林對政府的不滿日益增加和公開化要求政治權利平等和經濟公平的呼聲也在不斷高漲。這反過來又在印度教徒中引起強烈的反應并進一步刺激了印度教教派主義情緒的高漲。
自７０年代以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沖突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涉及的地區也越來越廣。據統計，印穆之間的暴力沖突事件１９７５年為２３８起，１９８０年為４２７起，到１９８５年時又增至５００起。教派沖突中的死亡人數也從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人增加到１９８０年２７８人。 早先，教派主義和教派沖突大多發生在北印度，但現在已經擴大到了南印度，而且越來越有繼續蔓延的趨勢。過去，教派沖突一般僅限于城市，但現在已經擴散到了廣大的農村地區。據印度政府統計，１９８８年在全國４５２個縣中，發生教派沖突或教派關系緊張的縣有８８個，到１９８９年時，這樣的縣已增加到１１０個。 暴力活動的烈度也在升級，比如，１９９２年在阿約迪亞寺廟被毀后爆發的全國性教派沖突中約有２０００人死亡，５５００人受傷，其中三分之二是穆斯林。
（三）種姓沖突
印度獨立后，政府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不可接觸制”，但在許多農村地區，特別是在北方邦、比哈爾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語地帶，這種陋習依然盛行。在眾多的種姓中，低種姓的人口占了絕大多數。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不僅經濟地位低下，而且備受社會歧視與壓迫。由于種姓對立根深蒂固，加上高等種姓對低等種姓的經濟剝削，高低種姓之間的矛盾已經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暴力沖突。這些暴力活動大多發生在農村地區，以比哈爾邦、北方邦和安得拉邦最為嚴重。在比哈爾邦，種姓之間的集體屠殺事件從１９７１年報道的第一起到１９９９年２月的最近一起，一共發生了５９起，有６００人被殺。其中，僅在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９年之間就有３５起，死亡人數達到４００左右。 一些高種姓集團為了對付貧困農民組織的“奪地運動”和“搶收地主莊稼”而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裝。在該邦，社會治安已經惡化到極其嚴重的地步。隨著人口對資源的壓力日益增大，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中，以土地關系為核心的種姓暴力沖突可能會繼續增加。
（四）社會－政治暴力的根源
印度的傳統社會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比較寬容的社會，但是在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過程中，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沖突更加突出，對政治、經濟權力的競爭也更加激烈，不同社會集團之間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寬容。有的印度學者指出，“南亞政治和市民社會的一個極其明顯的現實是暴力正在與日俱增。在殖民主義統治結束后的５０年中，政治和社會的凝聚力不斷減弱并逐步走向暴力的社會—政治秩序。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常常表現為暴力，種族集團和社會階級越來越訴諸暴力的手段向國家表達它們的要求。”
印度社會—政治暴力沖突不斷加劇的主要根源之一是其社會、經濟的不平等性。在傳統社會中，這種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老一代人將其看作是神靈的旨意和命運的安排。但是隨著教育的日益普及和社會政治民主化的發展，特別是選舉政治下的廣泛社會動員，民眾的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不斷增強，政治需求也大為增加，傳統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當政府不能滿足民眾日益提高的期待和要求時，社會中集聚的各種不滿情緒便有可能爆發成宗教、種族、部族、種姓等不同集團社會之間的沖突，在缺乏強有力政府的情況下，這些沖突便意味著社會—政治暴力。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印度雖然為消除貧困盡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１９９８年仍有４３％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從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９７年，貧困人口的絕對數字幾乎始終保持在３億以上。自９０年代初印度實行自由化的經濟改革以來，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呈現出增加趨勢。據印度計劃委員會一位成員的估計，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貧困人口分別達到了３．４９億和４．０６億。 雖然貧困本身不是直接導致社會暴力的根源，但是如果貧困與經濟剝削和經濟的不平等直接有關，那么則易于導致暴力沖突的發生。
印度迅速增長的人口對資源（包括土地、森林、灌溉用水和漁業等資源）以及就業職位競爭的加劇也是導致其社會—政治暴力沖突的重要根源。印度人口從獨立時的３．４億增加現在的１０億，但是就業機會的增長卻遠遠落后于人口的增長。嚴重的失業問題，特別是受過教育青年的失業問題，最易成為導致社會—政治暴力的因素。印度阿薩姆邦和旁遮普邦的種族沖突和分離主義的發生就與大批受過教育的青年人找不到體面的工作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印度農村，土地占有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７５％以上的農民僅占有２５％的耕地，而２％的大農戶卻占有全部耕地的２０％。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土地日益成為稀缺的資源，農民對土地的饑渴也在增長。不同種姓、不同階級之間，當地人與外來移民之間為爭奪土地或其他資源而發生的暴力沖突屢有發生。
在城市，由于農村人口為尋找就業機會大量涌進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劇膨脹。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只能生活在貧民窟中，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在孟買、加爾各答、德里和馬德拉斯四個最大的城市，貧民窟的人口比例１９９０年分別為４２％、４０％、３８％和３９％。估計目前大城市中的貧民窟人口將已高達３２００萬。 失業、貧困、惡劣的生存條件、貧富兩極分化以及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使許多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由于對前途感到絕望而產生對社會的不滿心理，有的甚至成為反社會分子。在教派主義勢力的煽動下，民眾對社會的不滿很容易轉變成宗教狂熱，而且暴力色彩也更為嚴重。１９９２年阿約迪亞事件后發生的殺人、縱火、搶掠等大規模的暴亂幾乎全都發生在大的城市中心。在城市化最快的蘇拉特和孟買，騷亂的程度比其它城市更為嚴重。
四、對印度政治力的基本評價
獨立后的印度的政治力毫無疑問要強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但是與當今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相比，它顯然又屬于政治力較弱的國家。其政治力最突出的弱點是缺乏民族的凝聚力和社會政治的不穩定性。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凝聚力不強并不意味著國家將要走向分裂；社會政治動蕩也并不意味著會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政治暴亂或暴力革命。由于受到黨派利益和國內政治斗爭的制約，印度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常常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遲滯性和不徹底性，但是對國內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印度仍然具有較強的應變能力和對策決斷能力。以下將對涉及印度政治力的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析。
（一）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制約因素
一個國家政治力的強弱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民族的凝聚力，而印度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卻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１．歷史的影響。印度在歷史上只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政治實體。 這塊古老的土地雖然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但是在政治上卻始終處于王國林立的分裂狀態。千百年來，民眾只知道效忠于其所隸屬的王國、種族、種姓或村落，幾乎沒有國家的觀念。印度的政治精英也深刻地認識到其歷史傳統在現代國家的建立與民族整合過程中的阻礙作用。現任印度人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的賈斯旺特·辛格在其新著《保衛印度》一書中指出：從文明上講，印度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但是“在國家和政治上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與中國相比，“印度始終就在沒有國家（state ）的狀態下存在；而中國的存在則從未離開過國家。” 印度著名的戰略家K·蘇布拉馬尼亞姆也講到：“印度與中國大相徑庭的是，國家從來就沒有社會那樣重要。我們有一句流傳了上千年的格言：‘誰又在乎是羅摩統治還是拉瓦納 統治呢？’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只要不推翻社會的架構就不在乎誰是統治者。…不管它是來自中亞的穆斯林，還是來自英國的基督教的女王，或是本土的印度教國王。” 印度真正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在１９４７年獨立之后，而歷史傳統卻是一種經過千百年積淀形成的社會力量，直到如今它仍然潛移默化地對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識產生著影響。這使印度很難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內就像其他大國那樣成為民族凝聚力較強的國家。
２．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和分裂性。印度是一個由眾多宗教、種姓、種族、部族和語言構成的異質性很強的國家。雖然80%以上的人口是印度教徒，但印度教社會本身卻缺乏宗教和政治上的凝聚力。這首先是因為印度教在信仰上沒有一套完整的教義和統一的圣經，因而在意識形態上缺乏號召力。其次，印度教在組織上非常松散，既沒有層層領導機構的教會，也沒有傳教的教團。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它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宗教。再次，印度教社會內部存在著許多的教派和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更為重要的是，印度教徒在種族、語言和風俗習慣上有著很大的差異性。種族的差異性、宗教的排他性和種姓的等級性把社會分裂成一個個互相排斥、彼此對立的集團。在當今的印度，由于民主政治制度下選票政治的作用，社會的分裂性甚至得到了強化。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印度政府的最大失誤就在于沒能創建出一套能夠整合和凝聚不同社會集團的思想文化體系和國家意識形態。尼赫魯主張的世俗主義無疑是一種現代的意識形態，代表了社會發展的進步方向，但是為了爭奪政治權力，“從尼赫魯以來的總理們，沒有真正將之應用于實踐，而只是濫用世俗主義的概念來獲得選票。”
（二）民主政治體制與政治穩定
印度獨立以后，以國大黨為首的政治集團大體上沿襲了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建立的政治制度。這套制度的雛形早在１９世紀中葉英王接管東印度公司以后就已經開始實行 ，印度的政治精英和官僚階層對這種套政治制度既熟悉又欣賞。因此，在英國殖民主義者和平移交政權的同時，印度的統治階級也自然而然地承襲了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
從半個世紀的實踐來看，盡管國內的政治力量對比和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的演變，民主政治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新興中產階級的廣泛認同，因為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與這種制度建立了利害關系，都想通過這種制度分享一部分國家權力。民主政治一旦實行，除非它極大地損害了勢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否則很難取消。
從印度獨立后的政治發展來看，議會民主制產生了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結果。從積極的方面看，由于統治者利用議會民主制把各種政治力量納入了合法的政治斗爭軌道，從而避免了大規模暴力革命的發生。在迄今已經舉行的１３次大選中，每一次選舉都保證了國家政權的平穩更迭和政府組成的合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民主政體對社會矛盾的緩解和調節能力。印度政壇自８０年代末以來出現的政治不穩定局面將會持續較長的一個時期，但這種不穩定不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不至于影響到國家重大政策的連續性，更不會出現中央政權垮臺的局面。這一方面是因為具有較大彈性和調和能力的民主政治體制具有保持政治基本穩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國家的政治活動中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國和軍不干政的傳統。軍隊始終保持了對國家的效忠，這是保持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的重要力量。此外，被英國人稱為“鋼鐵骨架”的文官體制在國家出現政治危機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起到穩定作用。
印度的民主政治體制是建立在不民主和不平等的社會基礎之上的。普選制下的社會動員迅速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政治意識，拓寬了政治參與面，并使印度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在大選中，印度民眾始終保持了較高的政治熱情，選舉的結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參加投票選民的比例一般都超過了６０％。現在的５億選民中，有３億參加投票。民眾普遍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不僅逐漸擴大了社會各個層面民主體制的建立，使各級選舉形成了制度化；而且打破了印度傳統社會中特有的封閉性和落后性，促進了社會的變革和開放，這無疑代表了社會的進步方向。
一國的政權組織形式無疑對該國的政治力有著重大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要符合國情。在印度，社會的發展顯然落后于國家和政治制度的演變。議會民主制不是印度社會本身自然發展形成的產物，而是由一批出身上層、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自上而下推行給社會的。一些印度學者和西方學者指出，印度的民主不過是少數政治精英送給民眾的禮物，不是民眾自身爭取到的勝利成果。 在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的傳統結構沒有得到大規模改造，社會矛盾仍然異常尖銳的國家，民主政治在其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的弊端。政黨紛爭、政局動蕩和政府效率不高都使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民眾政治意識的覺醒和廣泛的參政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需要，然而由于資源的短缺和國家在財富再分配能力上的局限性，這些被動員起來而又不能得到滿足的集團便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和政治上的動亂。當今的印度社會正在經歷著史無前例的變革，與此同時，社會關系的緊張程度可能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然而政府“已經顯露出治理能力危機的傾向” ，在劇烈的社會沖突面前常常表現得軟弱無力。一位印度學者認為：“…議會體制對無控制的腐敗、種姓戰爭、宗教原教旨主義…負有直接的責任。 ”
（三）種族分離主義與國家的統一
國家政治力的強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亦即社會集團對國家的認同和支持程度。就印度來說，其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最大問題是種族分離主義。一些西方學者曾經預言了印度的分裂，但事實上印度現在已經基本上渡過了國家分裂的最危險時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印度仍將面臨種族分離主義的嚴重挑戰，這無疑會削弱國家的團結和政治力，但是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導致國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印度獨立以后，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國家統一的制度和政策，如建立世俗主義的國家政權、合并土邦、按種族—語言的原則劃邦、對穆斯林實行安撫政策、允許穆斯林保留自己的法律，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印度建立了一支全國性的、由中央直接指揮的軍隊和一支全國統一管理的，在中央和地方上起到聯結作用的文官隊伍。印度歷來有文官統治、軍不干政的傳統，軍人和文官都不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這種作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軍隊和文官對國家的效忠，對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與前蘇聯和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國家不同，長期的反抗英國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促進了印度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的覺醒和形成，印度獨立后實行的許多內外政策進一步增強了大多數國民對“印度民族”的認同。特別是獨立后形成的強大的中產階級是印度保持統一的中堅力量。因為這個階級認識到國家的統一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更符合他們的利益。種族分離主義在印度僅僅是一個個的孤立現象，總是局限于個別地區而且不是少數種族中的主流力量，因此難以形成大的氣候。一些種族和地方分離主義勢力的上層分子一旦被納入合法的政治斗爭軌道和得到政治權力之后，往往都放棄了分離主義的要求。大多數的地區政黨雖然是地區利益的忠實捍衛者，但它們的目標主要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而不是分裂國家，實際上許多頗具政治影響力的地區政黨對國家的忠誠并不小于全國性政黨。
第三，印度的社會結構雖然具有復雜多樣的特點，但是其中又有著基本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的載體就是印度獨特的、自成體系的文化。印度教不只是一個宗教或一個社會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雖然種姓制度造成了社會的分裂與相互隔絕，但種姓之間的沖突不會威脅到國家的統一。盡管印度教社會內部宗派林立，但所有印度教徒在基本信仰方面又是一致的。盡管各種宗教和種族有著不同的信仰、風俗習慣和社會結構，但是印度文化的長期熏陶使印度社會的主流在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等精神特質方面和生活習慣方面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和基本的一致性。這就是所謂的 “印度性”。正像尼赫魯所觀察到的那樣，一個身在異國他鄉的印度人，無論他信仰何種宗教，來自何地，但他總是認為自己是印度人，同樣也被別人看作印度人。 正是這種民族特征的基本一致性對印度的統一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印度社會內部可能是“一盤散沙”，缺乏政治凝聚力，但對外卻經常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
綜上所述，當今的印度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時期。印度社會的多元性、分裂性和傳統性決定了這種轉變必然是一個充滿了社會、政治動蕩不安的過程。在今后較長一個時期之內，印度的國家與社會整合將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這使得它的政治力在短期內難以得到顯著的提高。（來源：本文載《當代亞太》2000年11期 20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