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
21世紀伊始，日本在臺灣問題和歷史問題上接連作出的舉動，把中日關系推入了低谷。如何看待日本的變化？中日關系前景如何？
一、現今的日本，不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日本
與20世紀80年代以前相比，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發生了以下變化：
———經濟長期低迷。二戰后日本曾以經濟“奇跡”令世人驚嘆。以此為依托，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提出了爭當政治大國的藍圖。孰料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竟導致日本經濟陷于十年蕭條。如今的日本，依然是世界一流的富國和經濟強國，但以危機意識著稱的日本人對未來充滿悲觀，要求恢復景氣成為壓倒一切的呼聲。
———政局持續動蕩。1993年，自民黨被8黨派聯合勢力拉下了長達38年之久的單獨執政的寶座。其后自民黨雖重歸執政地位，但只能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表現出政權的脆弱性和政策的不穩定性。過去十年間，日本首相平均一年一換馬，首相維持政權的需求往往以犧牲政策的延續性和合理性為代價。
———政界總體保守化。日本政壇在1955年形成了以自民黨和社會黨“保革相爭”為特征的“55年體制”。1993年，社會黨放棄了“革新”路線，日本政界出現“總體保守化”局面。以工會為基礎的和平主義勢力失去了強有力的核心政黨，長期受到抵制的右翼勢力變得有恃無恐。
———新生代走上前臺。近年來，戰后出生或成長的新生代開始占據包括首相職位在內的社會各界主導地位。其共同特點是，對日本在亞洲各國進行的野蠻侵略缺乏認識和罪責感，對右翼翻案活動缺少抵制意識。他們的口頭禪是：“日本要謝罪到哪一輩子？”
———新民族主義抬頭。二戰后，日本在被占領狀態下經受了民主改革，接受了以不擁有軍隊和交戰權為核心的“和平憲法”。戰后數十年間，如何看待戰敗體制，怎樣對待和平憲法，始終是日本政爭的焦點。近年來，要求改變戰后“低姿態”外交、對其他國家“該說‘不’時就說‘不’”的心理以扭曲的方式得到表現，極端民族主義論調頗有市場。
這些變化，對日本外交產生著很大影響。從對外政策看，在歷史問題上翻案、在軍事體制上尋求突破的動向日漸突出。從決策模式看，利益誘導型、輿論迎合型決策方式日益增多。日本對外行為方式表現出更多的內向性、強硬姿態和非理性因素。每當日本與鄰國發生摩擦時，日本往往以“國內輿論”為擋箭牌，幻想其他國家會屈從于日本的國內邏輯，致使外交摩擦難以找到合理的出路。
2001年上半年，日本政界出現了一股“小泉旋風”，新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得到的支持率竟高達80％—90％。它反映著日本民眾對森喜朗內閣的失望，對恢復景氣的期待，對外“說‘不’”的爽快感，以及對強人型首相的渴求。小泉的能力尚未得到證明，但卻已使日本與中韓兩國的關系嚴重倒退。可見，人們對小泉的期待超乎現實，其內向性大于國際性。
二、合作與摩擦同在，中日關系在曲折中發展
8月13日，小泉首相不顧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執意參拜了供奉著14名侵略戰爭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使本已處低潮的中日關系受到進一步損害。
中日發展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陷于困境的目前，中日間依然是合作大于摩擦，特別是兩國經貿關系和民間交往已有相當深厚的基礎。但也應看到，中日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的同時，政治摩擦和感情沖突呈現上升之勢。如今的中日關系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不盡相同，這里除有日方變化因素以外，也有中國變化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西方一些勢力預言的“中國崩潰論”宣告破產，于是一些勢力又炮制出莫須有的“中國威脅論”。日本蕭條的十年，正是中國騰飛的十年。這給日本帶來了心理壓力和不平衡感，其對華防范與對抗心態油然增大。
中日間潛在政治摩擦因素有如下幾類：日本否認或美化對華侵略歷史的問題，在臺灣問題上有違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日美同盟威脅中國安全的問題，圍繞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權益的爭端問題，以及在經貿和經濟合作領域的摩擦問題。其中，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始終是中日之間最敏感的潛在摩擦因素。每隔一段時間，日本部分右翼勢力便極力推動其政府在臺灣問題或歷史問題上制造事端，中國不得不作出應有的反應。那些不甚了解歷史真相、不懂得其侵略歷史嚴重性的日本新生代對右翼翻案行動缺乏識別能力，誤以為亞洲各國揪住歷史問題不放，甚至認為這些國家在打“歷史牌”。
最近，日本各地方教委會對2002年起采用的新中學教科書的審議過程已結束，備受亞洲各國關注的右翼團體編寫的中學教科書的采用率僅為0.6％。這是日本和平主義勢力的勝利，是正義和良知的勝利，給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活的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欣慰。
臺灣問題是中日間又一敏感問題。臺灣問題的要害，是日美同盟擺出“保衛臺灣”的戰略態勢鼓舞“臺獨”勢力的問題。日本已決定在包括臺灣地區在內的“周邊事態”發生時給美軍提供“后方支援”，這一舉動已成為阻礙中日相互信賴的最大障礙。近年來日本親臺勢力日趨活躍，終于推動森內閣作出了給“臺獨”勢力總后臺李登輝發放入境簽證的舉動，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對日本對臺政策的疑慮和不信任感。說到底，中日間的臺灣問題和日美同盟問題是難解難分的一個整體。只要中日圍繞日美同盟的分歧依然存在，臺灣問題就難以得到徹底解決。
中日戰略關系存在這樣一個死結：一方面，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擺脫“美主日從”框架，就是因為未能實現對華戰略和解；反過來，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建立日中戰略信任，就是因為在日美同盟問題上未能讓中國安心。今后，中日兩國只能共同致力于消除戰略疑慮，增進相互信賴，謀求解開兩國間“戰略死結”，才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惟一出路。
三、積極而審慎，展望中日關系的若干視角
在兩國關系的設計上，光有一方的理性思維還不夠，還要有另一方的回應。我國的對日外交目標，只能是在綜合判斷中日雙方的能力與意圖的基礎上產生，并隨相互關系變化而適時予以調整。中日關系的理想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共同利益，最低目標是防止相互戒備導致相互對抗。這兩種局面在今后近、中期內都不大可能出現。最有可能出現的局面是，中日關系將在合作與摩擦中曲折、漸進地向前發展。
當前中日關系的出發點，應是1998年達成共識的建設“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和平友好伙伴關系”。以此為基點，雙方應繼續積極落實已達成協議的合作項目。
鑒于中日關系的復雜性，兩國在推動相互關系時，宜以經濟促政治與安全合作，以民促官，以官帶民；應繼續發揚“求大同，存小異”的精神，按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加強相互間各項合作。
在經濟領域，中日應大力擴大經貿往來，促進各專門領域的合作。對近來出現的“經貿摩擦”，中日宜采取“經濟問題在經濟領域內、按經濟規律解決”的方式。對于日本調整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政策的動向，中方可以對日方因財政原因削減數額表示理解，但決不能接受日方把ODA與“中國威脅論”相掛鉤的做法。
對日本發揮更大國際作用的愿望，中國可以有條件地表示理解和支持。其一，日本應把對外作用建立在與侵略歷史劃清界限的基礎之上。其二，日本不應在臺灣問題上配合美國的干涉主義。其三，日本不應在重大國際事務上盲從美國的霸權戰略和單邊主義。
中日逐步擴大安全對話和軍事交流，是增進相互信賴、推動戰略和解的有效途徑。中日宜在業已啟動的軍方高層往來的基礎上，加強多層次、多渠道的對話交流。
以地區合作促進雙邊合作，是推動中日關系的又一途徑。中日應在亞太、東亞、東北亞三個層次加強合作，在積極參與各類地區合作機制中加強政策協調。其中，近年來啟動的東盟與中日韓框架和中日韓三國對話，是中日攜手推動地區合作的良好開始，應予以特別重視和積極推動。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本應以此為契機，以實際行動表明在臺灣問題和歷史問題上恪守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為促進日中關系的發展作出切實的努力。中日宜共同協商建立防止和處理政治摩擦的措施與機制。如果中日政治關系能夠盡早走出低谷，將能給21世紀中日關系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開端。（原載：《環球時報》(2001年09月21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