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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變化：投身社會與政治參與

牙買加老一代華人移民在三個要素的基礎上建立和鞏固了一個團結和統一的社區：種族-文化優越感、經濟專業性和社會孤立性。然而，這種“團結和統一”受到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的挑戰。在1950年代，安德魯·林德描述了金斯敦郊外農村教區相當大的混合華人的出現。與那些農村地區不同，這些教區具有作為華人認同中心的小“唐人街”。[74]即使在那些存在很多華人的城市里，比如在金斯頓，華人中的異族通婚也在逐步增加，并且引起了老一代華人的警惕。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在于出生于牙買加的華人并不看重他們“父輩的民族中心論”。年輕華裔甚至看不起華人女孩，寧愿與其他膚色的女孩交朋友。他們不愿自己被描述為單獨群體，而寧愿被當作牙買加人來平等對待。[75]結果，華人社區卷入本地社會的過程變得越來越明顯，無論這種融合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華人認識到自己現在是牙買加社會的一員，無論是老一代的還是新一代的華人都變得更加關注當地問題，如他們在牙買加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在殖民統治時期和殖民統治后在西印度群島中的位置。

一些華人精英逐步進入牙買加主流社會。《英屬西印度牙買加名人錄，1951年》一書中所列舉的絕大部分華人都深深地融入了牙買加的社會生活之中。這一融合主要采取了兩種形式。首先是宗教。大部分著名的華人或皈依了羅馬天主教，或皈依了基督教圣公會。在《英屬西印度牙買加名人錄，1951年》一書中所列的27位華人中，6位出生于中國，他們在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來到的牙買加。[76]其中有13位華人是羅馬天主教徒，8人是基督教圣公會教徒，2位是新教教徒，4人沒有提及他們的宗教信仰。

其次是體育和休閑活動。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名人錄的自我陳述中，一般都介紹自己喜愛的娛樂活動，而每位華人都至少有一種特別喜愛的休閑活動。從牙買加華人移民的來源看，他們絕大多數來自農村。中國傳統的農民一般無暇從事娛樂休閑活動，而移民他國的首要任務是養家糊口。從名人錄提及的休閑活動看，出生在中國的華人通常提及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技巧的大眾運動，比如游泳、散步以及聽音樂。相反，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提及的是一些更加專業的運動，比如網球、跳舞和生物學，以至“所有戶外活動”等。這表明，那些急于為牙買加社會接受的華人試圖通過參與或表明自己參與各種活動（包括體育休閑活動）來增加自己融入社會的可能性。

在華僑定居的早期歷史中，華人對牙買加社會并沒有太大興趣，這部分是由于語言障礙和對當地政治不感興趣的傳統所致。二戰后，特別是1950年代，這種情況得到很大的改變。牙買加華人變得越來越關注當地社會與他們自己的聯系，在商業和社會生活中的公平待遇和平等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1954年4月18日，胡競先女士通過當地的《格蘭勒報》給稅務部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她在信中抱怨在經營中自己所遭到的來自政府官員的不公平待遇，她建議稅務部應在商品注冊和清賬以及程序方面有明確的指示可以遵循。她的意見已經超越了僅僅關注華人的狹隘觀念，也得到了政府的適當回應。[77]胡女士通過牙買加人的報紙來引起所有牙買加人關心同一問題的能力預示著華人精英不斷增長的融合于主流社會的傾向。

早在這件事情之前，當地報紙發表包含對華人社區歧視性描述或誹謗華人社區的文章已經很普遍。即使在早期歲月，華人對那些文章中的種族主義言論就已經很敏感，但是他們并沒有加以反對。這一方面是因為華人都不愿意去批評作者，以免引起麻煩，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們的英語還沒有好到可以在報紙上進行反駁。此外，中國人一般堅持“和為貴”的信條，認為和平相處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恰當的方式。對于一個定居異國他鄉的華人社區來說，他們更堅定了這種觀點。然而，事情正在發生變化。

《華僑公報》在1940年8月的一篇文章稱贊了新近所取得一場對反華態勢作斗爭的勝利。1940年6月，當地一份周報對華人社區進行了丑陋的描繪，描述了金斯敦唐人街外來的和“外國的”氣氛，并突出了賭博和吸食鴉片。這篇文章一出現，一位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即刻寫信給該報編輯，指出這篇反華文章是在捏造事實，并對此提出抗議。周報的編輯非常重視這一抗議，并在7月27日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道歉信。《華僑公報》的編輯為這一結果感到興奮異常。“我們相信在這封信之后，周報再也不會如此猛烈和放肆地誹謗華人社區了，他們將會小心謹慎地對待反華言論，再也不會像這次那樣放肆了。”這封信的作者還責備老一代華人總是屈服于侮辱。無論遭到多么粗暴的對待，老一代華人都寧愿吞下這份羞辱，從未大膽地進行抗爭。即使訴諸法律，華人也從來不敢出庭作證，從而也就自動放棄了他們的權利。這篇文章號召華人不要再屈服于反華歧視，要對此進行堅決反擊。[78]

顯而易見的是，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正在逐步匯入牙買加后殖民時代的社會環境之中。他們掌握了語言工具，理解牙買加人的價值觀并且已經掌握了處理社會政治事務的能力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擁有為獲得公平待遇而斗爭的勇氣。當地新聞界的評論展示了他們的成功。以前對華人社區抱有偏見的報紙逐漸改變了其報道內容。當幾家華人商店在1954年遭到搶劫的時候，當地一家報紙發表文章批評了這種侵襲華人商店的傾向，稱贊了華人社區所做的貢獻，并表明牙買加社會應該對華人持一種積極的態度。華人熱情回應，將這篇文章翻譯出來并發表在《華僑公報》上。[79]

融合是一種雙向的過程。除了牙買加人改變他們對于華人社區、組織和機構的態度之外，華人也正在改變他們的會員政策，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1954年12月，華僑零沽商會提出了改變商會名稱的問題。其主旨是刪掉“華僑”這個詞，通過吸納“西人商店”來使商會得以擴大。據認為這種改變將會帶來三個好處：“一，力量增大，地位隨之提高；二，對外交涉，更為有效；三，對內組織，可收中西合作之功。”可以看出，華商組織考慮到吸收更多的店主并擴大商會的范圍這一點，并認為這也是一種與其他種族集團相互交往的更加便捷的方法，還可以促進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在一篇題為““華僑零沽商會更換名目”的社論中，作者認為，“名稱應以占美加零沽商會Jamaica Retailers Associaion為佳；但應考慮三個問題：會址之所有權，會章之修改；會議時之語言。”[80]很明顯，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華人也試圖通過采取當地價值觀以及與牙買加社會相適應的生活和經營習慣來融入當地社會。

體育、娛樂與教育是另外一些得以融合的領域。從1950年代起，華人社區開始組織自己的華人小姐競賽，這種競賽對于老一代來說簡直不可想象。這一盛會每年舉行一次，它不僅引起了華人社區的關注，而且引起了所有牙買加人的廣泛興趣。此外，華人籃球隊與其他地方隊也舉行了越來越多的友誼賽。為了鼓勵高等教育，一位名叫葉俊萬的華商于1957年在西印度大學的醫學系設立了一項獎學金。這項獎學金為期五年，總額為1500英鎊。[81]1960年代對牙買加來說是個充滿希望的年代，因為西印度群島的未來將通過公民投票來確定。[82]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華人社區開始設法加速融合于當地社會的進程。

就在獨立前的1961年末，有四件事情展示華人正在將成為牙買加社會一員的希望轉化為行動。第一，英屬洪都拉斯于1961年10月遭到“哈蒂颶風”的襲擊，這場風暴給洪都拉斯首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并導致了數百人的傷亡。剛一聽到關于這場災難的消息之后，中華會館的主席黃土生帶頭號召華人進行捐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華人積極投入到捐助活動之中，他們在11月份先后送出四份不同數額的捐款。[83]第二，“為一個更好的牙買加公民委員會”（The Citizens Committee for a Better Jamaica）在12月份舉行了一次會議，會上討論了有關慶祝牙買加獨立的計劃問題。中華會館與其他80多個組織一起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且同意在慶典游行中組織一輛彩車。[84]第三，作為一項戰略性舉措，中華會館號召華人社區進行年終捐款來資助老年貧困者。與以往不同，此次捐款并非僅僅為了資助華人年長者，而是為了資助所有需要幫助的老年牙買加人。會館還為這次捐款活動建立了一個負責相關事項的委員會。這些行動的目標是明確的：“如果我們想要減少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犯罪的話，我們就必須采取一種和平相處的戰略，必須與每一個民族都結合在一起，必須與其他人友好相處，必須幫助窮人，必須毫無偏見地平等對待他人……”[85]第四，中華會館還允許非華裔牙買加人進入華僑公立學校學習，而且其他原來排外的華人社團也開始接納克里奧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