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北半球有記錄以來最暖和的這個冬天過后，減排問題一躍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核心議題。中國，已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渦的中心。
中國人從沒像現在這樣離全球變暖如此之近：各地紛紛報告這個冬天是氣象史上罕見的暖冬，西南省份的嚴重春旱導致百萬人缺水，長江航道一度淺得難以行船，東北意外遭遇暴風雪……
另外一方面，國際社會的減排壓力也從沒像今天這樣迫近中國。
中國正在召開“兩會”的同時，歐盟不僅通過了一項比《京都議定書》要求更高的溫室氣體減排協議，而且呼吁中國和印度做出減排承諾；在李肇星外長和溫家寶總理的兩場記者招待會上，歐洲媒體均兩次問到了中國如何減排溫室氣體的問題。
“后京都時代”提前來到
在3月初的歐盟春季首腦會議上，歐盟27個成員國一致同意：單方面承諾到2020年將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并聲稱若美國、中國等能夠加入，減排目標還可以提高到30%。
盡管在操作細節上，歐盟新減排目標仍存在著許多“魔鬼”，但它無疑極具進攻性。“倘若全世界最大的經濟區內的近5億人協同行動，他們就可以將別人帶到談判桌旁，”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解釋說。
歐盟減排協議投出的是一個“雙頭矛”，一頭指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退出或沒有執行《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一頭指向中國、印度等暫時不必承擔減排責任的發展中大國。
換言之，歐盟希望盡快開啟一場新的談判，以便將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都納入新的全球減排框架，填補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后的真空。
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議定書》規定，主要發達國家在2008~2012年期間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減5.2%，在此期間，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減排義務。
上述目標能否實現還是個大大的問號，但全球變暖的加劇，使人們對《京都議定書》愈發感到不滿意。《京都議定書》2012年才到期，不過，各種跡象表明，“后京都時代”已經提前來臨。
一場以減排為議題的大國外交剛剛拉開帷幕。在公布新減排目標的同時，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的總理默克爾表示，將在6月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力促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及中、印等發展中大國采納新減排目標。
今年中國“兩會”期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瑞薩克斯悄然來京，這位當年俄羅斯改革“休克療法”的設計者，現在是研究全球變暖問題的頂尖專家之一。他在清華、北大演講的主旨簡單明了：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就無法解決全球變暖問題。
杰弗瑞薩克斯認為，到2007年底，所有國家都應該開始為2012年以后的氣候變化體系進行談判。基本的原則應該在2008年建立起來。到2009年，國際社會包括兩個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美國和中國，應該做好準備達成一項嚴肅的協議。這一協定應該在2010年達成并及時批準以便取代《京都議定書》。
這份代表國際社會流行看法的“時間表”意味著，中國在今后一系列的多邊和雙邊外交場合，勢必要面對關于減排問題的各種挑戰。
中國面臨發展新兩難
歐盟提出減排新目標雖然贏得一片喝彩，但諷刺的是，溫室氣體恰恰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后排放的。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指出，二氧化碳在大氣層中最長能夠停留3000年，就是說，一二百年之前人類工業化初期就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導致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全球變暖。
目前，中國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但中國是在1990年以后才明顯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公平地說，今日的全球變暖主要是發達國家排放大量溫室氣體造成的，而非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問題是，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經過“先污染”、“后治理”，現在排放水平大為降低。但對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遠未實現，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在未來數十年里增加趨勢明顯。
況且從人均尺度上看，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發達國家的1/5，美國的1/7。
但顯然，中國已無法再重復別人的路，靠大量消耗資源和能源實現的“美國夢”，中國人做不起。面對西方在能源問題上的詰責，中國的一張王牌是煤炭資源豐富，有望基本自給；但是，用煤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加劇溫室效應——這實在是一個兩難之局。
“我國未來的碳排放形勢仍相當嚴峻，如果強制限排必將以犧牲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為代價，”一份政府部門撰寫的研究報告對此并不諱言。
減排博弈，中國策略費思量
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導致了全球變暖，這已成為國際科學界的共識。更為重要的是，公眾也在形成共識。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學會等近期在美中印等國家和地區進行的民調顯示，大多數人認為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威脅，而20年前幾乎沒人知道什么是全球升溫。
在杰弗瑞薩克斯看來，這意味著政治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
不過，盡管包圍地球的大氣層是一體的，但天空之下的地面和水面卻被政治所代表的利益分割。《京都議定書》就是一個各方利益博弈的產物。盡管作為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前不必承擔議定書的減排義務，但中國仍然批準了文件，這為自己贏得了國際聲譽。但“后京都時代”來臨后，中國顯然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
“在減排壓力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調整對策，采取更加靈活和務實的態度，……在承諾的指標和形式上做出新的選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辦公室的報告說。
在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上，中國并不是消極的。執行中的“十一五”規劃將降低能耗20%確定為到2010年必須完成的目標，規劃還明確表示要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鮮為人知的是，在《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下，中國已經是幫助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最大伙伴。
中國去年底首度公布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提出，在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要使GDP的碳排放強度較大幅度地持續下降，到本世紀中葉，爭取實現碳排放量的“零增長乃至負增長”。
在技術層面上，科學家為溫室氣體減排提出了三個藥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發展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以及采取措施捕捉和埋藏二氧化碳。但無論哪個方子，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都面臨資金和技術短缺的嚴峻挑戰。
權威部門表示，中國堅持認為要按照《京都議定書》倡導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在未來的全球減排談判中，針對不同國家的能力，共同采取減排行動。也就是說，發達國家應該帶頭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同時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在今年的奧斯卡典禮上，講述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周游列國宣講全球變暖問題的紀錄片獲獎，戈爾在片中順便批評了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的行為，算是報了當年總統選舉惜敗的一箭之仇。
這部紀錄片名叫《無法忽視的真相》。對中國來說，二氧化碳減排也已經成為“無法忽視”的國際挑戰；同時，這也可能是把中國真正推向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發展模式的重大機遇。
（來源：《環球》雜志 作者：顧錢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