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說過：“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這些移民來自于世界各地。為了維護我們聯邦的團結統一，應該讓每個國民享有最基本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選舉自由。這些權利是我們每個國民本身所應享有的，而不是追求被賦予的。這將引領我們對彼此坦誠，對世界開放。”
對中國來說，美國顯然是不斷尋求加強其在中國的影響力。然而，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美國國民來說，這種做法并未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在美國所認為的前提下提出的政策建議以及軍事戰略并不能保護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安全，因為這些政策提議和軍事戰略有意或無意地危害到了中國的利益，有些甚至忽視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國家自主權利。
在美國政治體系下產生的經濟危機和國家安全危機，使美國不可能審慎地再以傳統的美國式假設、政策和戰略來考慮與中國的關系。中國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成為美國的翻版。如果美國在與中國的對外關系上僅僅考慮本國的利益，忽視中國的利益，那么美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策略將注定是失敗的，因為中國政府是不會接受這些外交政策的。美國是不可能使中國參與到對中國利益具有潛在危害性的或以武力相威脅使中國復制美國制度的政策和戰略中的。
前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曾說過，在中美兩國的交往間“缺失了一個人”。如果沒有美國，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將不可能跨越中美兩國文化之間長久以來的交流和認知障礙。這個“缺失的人”必須以結合中美雙方的獨特視角，并以能夠使美國人民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來進行中美之間的交往，而奧巴馬總統就是這個“缺失的人”。奧巴馬總統必須要妥善地處理192個國家的65億人之間的關系和世界8大文明間的關系，因為在當今社會，由于武器和科學的存在，軍事和經濟的力量變得薄弱，但是道德權威卻在增強。
中國人現在所需要考慮的是“我們是誰”。如果美國人不能或不愿去理解中國所處的世界地位和影響力，那么他們將永遠無法說服和迫使占世界總人口22%的中國人改變。作為只占全世界人口總額5.5%的美國必須了解和實施真正的互利政策（即中國提倡的雙贏政策），這對中國來說具有可實施性，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護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如果是一種美國政策制定者主觀感覺對美國經濟和軍事單方面有利、而對中國來說對雙方都不利的政策，那么這種政策就沒有可實施性。
“美國獨特模式”（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一被人們所熟知的術語，是指美國制定和實施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體制、法治、人權定義等方面的成果，是由1789年的美國憲法所開辟的。美國國民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應當效仿“美國獨特模式”，并且在實施“美國獨特模式”這一需求上時應該基于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防戰略以及政府其他政策。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上一本書《Who We Are》中提到，理想的“美國獨特模式”應該是“公民宗教”。
筆者所著的美中新型伙伴關系系列叢書考察了“中國獨特模式”。“中國獨特模式”是指中國自1979年以來在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防御性戰略的卓越成就。這種外交政策和戰略奠定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不僅使中國從中直接受益，也間接地使全世界的其他民族受益頗多。
除非美國可以接受和平共處原則作為其對華政策和國防戰略的基礎，否則“美國例外論”對于中國來說是不具有現實實施可能性的。如果其他的國家要采取美國式的人權形式，其前提是要具備一個和諧的世界環境，而這種和諧的世界環境恰恰是“中國獨特模式”的重要目標之一。沖突的原則學說是在削弱“美國獨特模式”，但是和平共處原則卻可以支撐“美國獨特模式”所要達到的目標，這些目標就是美國所期望能夠得到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從本質上來說，美國接受和實施“中國獨特模式”是使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能夠普遍接受“美國獨特模式”的前提。
美國在其三代領導人、三屆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執政下的歷史證明，接受中國的所實施的和平共處原則是美國實現其理想模式以及確保其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必備條件。
（作者：約翰·米勒-懷特 美中伙伴關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會主席；戴敏 美中伙伴關系研究中心和美中合作基金會總裁 翻譯: 美國斯坦福大學中美學生論壇人民大學分會 編輯：陳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