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消息：與作為個體的人的成長有幾分相像，現代國家的成長也會碰到青春期的困惑與煩惱。中國怎樣更好地與世界融合，將決定其他國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國的發展，也將決定中國的發展能達到什么高度。《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張劍荊在他的新著《中國崛起：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策》中認為，要多從內省的角度看待中國的發展與復興，關注國內因素對于國際關系的影響。近日，記者與張劍荊就他的看法進行了一次談話：
記者：為什么說要從國內問題來看待國際關系問題？
張劍荊：基辛格有一次訪問中國，他站在大會堂的臺階上看長安街，感嘆中國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他在上世紀70年代看到的中國已經大不一樣了。我想他的感受是真實的。通過近30年的發展，就總量來看，中國連續跨越過好幾個國家，位次不斷上升。而且，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其國內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國際關系意義。
舉個例子，今年以來,經濟學界對于中國要不要走重化工業道路討論得比較多。你可以把這個問題僅僅看作是國內問題。但事實上，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發展重化工業就不可能不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引入國內的分析，結合國內的情況來分析國際政策、國際地位、國家之間的關系，這就為國際關系的分析增加了一個維度。
記者：能不能具體談談影響到國際關系的國內問題？
張劍荊：中國處于多重轉型時期，我把這些轉型概括為六種：工業化轉型、市場化轉型、全球化轉型、知識社會轉型、文明轉型和憲政轉型。
中國的轉型與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是經過幾百年慢慢轉過來的，呈現為漸進的特征。但中國卻將所有轉型都壓縮到了當前的空間和時間中了，這一過程伴隨著力量的快速增長。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何在順利轉型的同時，又能駕馭增長著的力量？
這構成了中國最大的難題。說實話，沒有一個國家能毀滅中國。中國最大的煩惱實際上來自于能不能自我控制，能不能順利完成多重轉型。比如，怎么實現市場化，要不要市場化，要好的市場經濟還是壞的市場經濟？選擇的結果將會對國際體系產生影響，最終使中國的轉型變成一個國際問題。因為，國內問題有可能會溢進國際體系里面去，談中國在國際上的發展，就不能不談這些溢出效應。這就涉及國內改革問題。
記者：中國怎樣同世界打交道？
張劍荊：中國與國際關系領域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選擇了市場化的道路。這始于1992年。中國的這一選擇決定了對世界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體現。比如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等，都是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建立殖民地的方式獲得的。世界史上，尚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進入國際體系的先例。
與中國比較類似的是美國的崛起，當時由于美國運河系統和鐵路系統的修建，給世界帶來了幾十年的通貨緊縮。但是美國當年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比起現在的中國要小得多。所以在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過程中，一定要多考慮一下別的國家的感受。
記者：決定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大國的最關鍵因素是什么？
張劍荊：中國要發展成一個全球性大國，就必須為全球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而這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有所創新。
長期來看，文明的轉型是中國最大的挑戰。中國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世界秩序，一定是中國文明吸引了別的國家去追隨，而不僅僅是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強大。
假設2030年中國的GDP超過美國，成為經濟上最強大的國家，勢必要涉及到中國究竟為世界提供一個什么樣的價值觀的問題。美國成為世界大國是從它處理1914年歐洲戰爭開始，那時它提出了威爾遜主義，在當時，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二戰之后在美國主導下建立了聯合國，它也體現了美國的價值觀。那么“中國崛起”勢必將意味著在某種重大危機關頭，中國提出了被大多數國家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是什么，現在不知道，危機是什么，也不知道。不過有一些基本原則：它一定不是排斥民主和市場化的，一定是制度化的、理性的，一定是一種不同于現在的新的文明形態。（來源：日本《愛華》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