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消息：
·研究美國不僅僅要“讀書”，更重要的是要“讀人”，在實際交流中讀出他們真實的想法
·美國諸多決策者對大陸的偏見，對臺灣的偏袒，多出于個人偏好，或對真實情況的不了解，不一定與現實政治中利益取向有關
·中國需要更多年輕的、真正懂美國文化、懂美國制度、懂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溝通方法的學者和外交官
·研究美國時，我們常常陷入或神化、或美化、或妖化、或丑化、或簡單化的誤區
當前，中國對美工作有三組鮮明的反差：關心美國的街談巷議之人較多，但真正理解美國的專業人才較少；批評美國的輿論較多，能對美國的國家發展做出較為客觀分析的深度研究較少；對中美關系演變總體評論較多，就如何進一步開發對美外交的資源，從而提出有創意、有建設性的建議較少。造成這樣反差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研究美國時，常常陷入或神化、或美化、或妖化、或丑化、或簡單化的誤區中。多接觸一些美國人，就會發現情況遠比想像中的復雜。
我曾與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李潔明(JamesLilly)先生共進午餐。席間談及美國對華影響力的人物分類，我將他歸為“不親華”的“藍軍”。他不太同意這種分類，說自己為中國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促進中美軍事交流、批評陳水扁等，絕非什么“藍軍”。他從來沒有加入過什么“藍軍”聯盟，更沒有參加過相關活動，與所謂“藍軍”里的人也很少聯系。無獨有偶，在拜會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DavidLampton)教授時，他也不同意戴“親華”“紅軍”的帽子。美國人不喜歡“紅軍”，他建議最好用顏色溫和些的“紫軍”，來替代刺眼的“紅軍”一詞。由此，我感到研究美國不僅僅要“讀書”，更重要的是要“讀人”，在實際交流中讀出他們真實的想法，找出美國國家發展和中美關系演變中最根本的因素。
影響國際關系最根本的因素自然是人。前美國在臺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Bush)曾多次告訴我，美國人很“善變”，既善于保護自己，又經常轉變立場。國會里所謂的“鷹派”對華并不了解，他們常拿中國問題“借題發揮”，只是為了討好選民，或者是把中國當成國會政治游戲中的箭靶，借此表明自己立場。比如，“墮胎”問題在美國爭議性很大，屬于永遠無法在辯論中取勝的問題。此時，反對“墮胎”的國會議員批評中國的人口政策，既可以表明自己在此問題上的立場，也可避免受到“墮胎”支持者的攻擊，盡可能地減少了政治風險，獲得政治利益，何樂而不為呢？
“上策伐心，中策伐交，下策攻城”，從這個意義上說，針對每一個影響中美關系的人，我們都應該從美國文化角度去理解他們，有針對性地做工作。
那樣，對美外交的成果可能會更大。美國著名學者路易斯（JohnLewis）曾對我開玩笑說，一些國家的官員來美國演講時，都會長篇大論。其實，那不如發表簡短幽默的演講，用美國人熟悉的方式對美國人說話更有效。
·糾正美國對華情結中的不利因素，還需要因人而異
先謀于局，后謀于略，知道了“研究美國，需因人而異”的“局”，則可尋找“美國對華某種情結”的“略”。
對于中國，時下美國人最重視的莫過于兩大問題，一是臺灣，二是中國的崛起。
這么多年來，美國諸多政治精英已經滋生了某種“臺灣情結”，特別是在國會行為和它的輿論認同上，基本上是一邊倒。例如，“兩黨輪替”在臺灣的出現，使美國認定臺灣正在進行“民主轉型”，進而產生了“民主國家”的認同感。這種“臺灣情結”或出于對臺灣真實情況不了解，或出于某種思維慣性，多半是一種個人偏好，不一定與現實政治中利益取向有關。但是，產生的危害卻很大。至今，許多美國人的“臺灣情結”還“先于、優于、甚于”所謂的“大陸情節”。這種情結一方面慫恿了國際社會上“親臺”市場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使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存有成見。兩種現象集中的體現就是葉望輝（StevenYates）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的出籠和被渲染。葉望輝是美國副總統切尼重要的智囊人物，他鼓吹，臺海兩岸危機不斷，不是由“臺獨”造成的，而是中國國防現代化趨勢下“對外擴張”引起的必然反映。這無疑使國際社會如日本都加強了對中國的防范意識，在臺灣問題上從情感上傾向“親臺”，或者說臺面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實際上不愿意封殺臺灣的“國際空間”。
對于中國的崛起，美國人更是陷入某種“矛盾情結”。美國重視中國，不愿意放棄中國的市場，主張對華交往；但同時，又對中國實力的迅速增長存有戒心，對中國崛起的種種問題疑心重重、深感不安。正因為此，我們常看到，美國對華政策決策圈人士會犯一個毛病，即對現實利益的追求和對美國式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宣揚會混在一起。至于利益成分和意識形態因素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哪個更大，則取決于美國決策者的性格偏好、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各個因素，不可一概而論。由此看，如何糾正美國對華情結中的不利因素，還需要從具體的人開始，有的放矢。
·建立對美工作的國家信息平臺
中國很難和美國成為戰略盟友，因為兩國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差異太大。中國也不愿意、更無條件做美國的競爭對手，因為綜合國力比美國的確還差得很遠。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在與美國的交往中，必須具有高度的外交智慧和外交藝術。
幾年前，美國“UPS援助項目”邀請“中國民間實話實說代表團”一行15人到美國華盛頓訪問。該團團員有官員、教師、學生、農民和藝人。UPS公司安排了代表團與國會議員見面。而議員們聽說他們來自中國最基層，也都極感興趣，幾乎有求必見。團員們向美國議員介紹中國農村的生存狀況和教育狀況，回答了他們關心的問題，使其對中國國情有了深入了解，修正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印象。通過這種中國基層百姓與美國國會的交往，用老百姓自己的話講述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很有說服力，難怪美國人稱此次訪問活動“是民間外交的創舉”。
這個案例提醒我們，對美國外交中，“心靈政治”很重要。西諺有云：“最遠大的探險是內心的探險。”美國人善變，故需因人而異，未雨綢繆；美國人對中國心存芥蒂，則更需探索其內心世界。美國人喜歡跟有知識、有經驗、言之有理、持之有據的人爭論，那我們何不用美國人喜歡的表達方式，通過演講和討論，泰然自若地向美國宣傳中國的基本國情，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呢？一個真正自信的人，不管觀點是否被別人接受，首先能夠贏得人格上的尊敬。
美國資深國會議員李·漢密爾頓在某次座談會上曾對我說起，中國對美工作應該更細致一點。他的建議之一就是，中國政府應進一步鼓勵推動在“社區各個層次包括農業界、學術界、衛生界、教育界”的民間交流，“向華盛頓派出50到100名能說流利英語的中國外交官，專職進行游說國會議員的工作，對他們進行登門拜訪……研究臺灣是如何努力影響美國公眾輿論的。”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中國需要更多年輕的、真正懂美國文化、懂美國制度、懂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溝通方法的學者和外交官。
我想，對美外交，還需要有一個重要步驟，即建立一個對美工作的國家信息平臺，搜集和整理有關美國制度運作和內外生態變化的圖書資料、音像資料、決策的案例資料等等。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美國重要人物的外交檔案，這是把握美國外交決策程序和美國對華決策行為規律的重要依據。例如，對美國國會，須盡可能地搜集有關國會議員的個人經歷、家庭背景、社會聯系、代表選區、利益集團背景、個人性格愛好、意識形態、立法取向、對華態度等相關信息。重點是該議員在以往國會對華決策中的表現、有關講話的態度等。同時，加強對一些重點議員（尤其是極端反華議員）的了解，對他們未來的決策行為進行相關預測。另外，由于議員助理特別是立法助理對國會議員的影響比較大，也要結合每一個議員建立助手檔案，將國會山上的3000多名對議員立法行為起重要作用的助手分門別類進行整理，為我國對美國外交工作提供具體和詳細的參考指南。國會信息管理還必須突出對國會關注的中國問題的分析和研究，多渠道搜集相關信息，特別是議員的投票行為，制定針對具體問題的工作策略。
這是一個亟待重視的課題，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改變一個國家的心靈的確不容易，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也很難。但是，“不積硅步，無以至千里”。前景還是相當樂觀的。中國有幾億人出生于1979年以后，他們是改革開放的新生代，正在提升中國“青春陽光”的國際形象。他們中數以萬計的人經常往返于中美兩國間，與美國人接觸將更頻繁。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兩國年輕人之間具體的交往不斷增加，兩國關系完全可以向良性方向發展。(作者：孫哲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來源：環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