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關系不是日美關系或中美關系的附庸
記者：有學者提出日中關系是否是日美（或日中）關系的附屬？還有說在日中關系上雙方戰略思考存在不平衡現象。您怎么看待上述說法？
福川：日美有安保同盟，經濟關系交往也很深，但是我不覺得日中關系是日美關系的附庸。這種從屬關系并不存在。對于日本來說，在考慮在亞洲安全保障時，美國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日美是日美，日中是日中，對于日本來說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雙邊關系。
亞洲安全：事先非軍事安全保障最重要
記者：在討論中，有學者以歐洲提出的可持續性發展思想為模板，提出了亞洲可持續性安全保障觀的意見。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福川：亞洲安保體制和歐洲北約體制相比，還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和歐洲北約相比，亞洲可持續性安保體制是很困難，ARF也僅僅限于一個信息交流的程度上。盡管現在亞洲爆發類似中東地區沖突的可能性基本沒有，但是為了將來，有必要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安全保障體系。
它應當包括事先所謂事先和事后的安全保障。事先安全保障包括軍事和非軍事作用兩方面。比如關于朝鮮半島的核不擴散問題就是軍事方面的事先安全保障。通過經濟關系、人員交流、文化交流等使雙方互相依賴的關系進一步加深，這些是非軍事作用。
事后安全保障機制也有軍事性和非軍事性的。我覺得對于亞洲重要的是非軍事的事先安全保障。北約組織更多強調的是事后的軍事介入。而在亞洲，我們有可能促進相互理解，強調亞洲形成共同價值觀，找到與亞洲價值觀相應的安全保障體制。為此，中日要在與亞洲各國協調的基礎上發揮領導作用。
亞洲共同價值觀是亞洲發展的源泉所在
記者：請您談一下您所說的亞洲共同價值觀問題。
福川：佛教儒教伊斯蘭教都在亞洲存在，和歐洲基督教文明相比，亞洲具體而言每種宗教都沒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不可能像歐洲那樣形成一種統一的文明。但我覺得亞洲也存在共通的價值觀。
第一點是所謂價值觀的多元主義。對于對方價值不同思想愿意接受，另外亞洲人種和語言眾多，有各種宗教，因此要接受其他人的想法，有一種寬容性，或是多元主義存在。比如說APEC以貿易自由化為目標，但具體怎么做，由各個國家自行決定。也就是說具有充分的靈活性。
第二點是各種知識的結合，創造出新的知識，新的價值，這也是充滿靈活性的。日本曾經從中國的唐朝學到很多技術并進行創新，創造出了新文化。到了現代，我們從歐美獲得了先進的企業管理方法技術，認真加以學習，讓它與亞洲知識經驗相結合，創造出更優秀的東西。
第三點是所謂的自我陶冶。這是佛教儒教伊斯蘭教教義中都有的。節約，勤奮，提高自己的素質，這種思想深深扎根在亞洲。
第四點是與地球或自然的共生和協調。歐洲認為人類物質文明會永遠擴展下去，一直以物質主義方法來發展。亞洲則是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在自然制約下，我們就會所謂的知道自己的盤子有多大，在某種前提下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們對于亞洲的這種優秀之處應該認真思考，尋找合作之路。我認為剛才所提到的四個價值觀，對于21世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亞洲發展的源泉所在。
另外，亞洲的共同價值觀實際上也是支撐亞洲地區交流的重要動力。從價值觀角度來看，亞洲地區發展的潛力很大。我們應該確認亞洲的優秀所在，然后去發揮這種優秀的傳統。我又要提到婚禮了，雙方不是對視，說你不好我不好，而是朝著同一方向一起并肩走下去，這種可能性我們不應該忘記。
福川伸次人物介紹
電通顧問、前通產省次官
1932年生。1955年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學系。同年加盟通產省（現在的經濟產業省）。歷任內閣總理大臣秘書官等職務后，就任通產省事務次官。1988年辭去官職。曾擔任神戶制鋼副社長等職務，1994年就任電通顧問，并擔任電通總研社長兼研究所所長。現在除擔任產業構造審議會（經濟產業省）、中央環境審議會（環境省）的委員外，還兼任日中經濟知識交流會日方代表、日中經濟協會21世紀展望委員長等職務。主要著作有《21世紀日本的選擇》、《IT時代·成功者的構思》、《對日本的警告》、《挑戰有活力的產業經濟模式》等。（來源：中國日報網站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