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如果說，改革３０年中，主要解決的是私人品供給體制的話；那么，改革３０年后，主要解決的應是公共品供給的體制問題。
縱向分析，從漢唐盛世可以看出：國計與民生的關系是，只有民生在制度上得以保障，國計（確保國家財政收入）才能興盛。
橫向比較，從美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看出：勞動力、資本、產品的自由市場，是催生強國的土壤。
五年經濟呈現五大亮點
中共十六大以來，經濟生活呈現五大亮點：
——經濟史上的新速度。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中國經濟連續７年以１０％左右的速度平穩較快運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年均增長率不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長４．９％高出５．５個百分點，而且比改革開放以來年均增長９．７％高出０．７個百分點。
——發展理念的新變化。我國人均ＧＤＰ已超過１９００美元，綜合國力大為提高。站在這樣一個歷史新起點上，應當確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把人的發展作為新階段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緊密結合中國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２００４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科學發展、社會和諧將成為中共十七大的兩大主題。
——宏觀調控的新舉措。中共十六大以來，在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有度的宏觀調控政策靈活運用了各種調控手段適度放活了人民幣匯率調整了外貿政策頂住了外部壓力。針對經濟生活中的“三高”和深層次的矛盾２００７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增長從“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方針轉變，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２００５年開始的股權分置改革為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消除了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流通制度差異，強化了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約束機制，推動了資本市場的機制轉換。同年出臺的“非公３６條”實屬不易，盡管執行起來阻力仍大，但對于加快市場化改革有重大意義。今年３月１６日通過的《物權法》則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意味著，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一樣受到國家保護。這些都表明中央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民生的新實惠。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為民、靠民、富民的新政。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繳納農業稅的歷史。有人對取消農業稅不以為然，其實，這是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與稅費改革前相比，每年減輕農民稅費負擔約１２５０億元。２００６年，城鎮新增就業創下歷史新高新增超過１０５０萬人。截至２００６年９月底全國一半的縣市、區進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試點４億農民受惠。２００６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業工作會議宣布，全國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住房保障近期也出臺了新政。這些舉措都反映了中央政府更加關注民生問題，爭取讓人民群眾能夠分享到發展和改革的成果。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但仍不是世界強國的理由
盡管中國發展成就令人矚目，但現在還稱不上是強國。
原因之一：中國還不是一個創新型國家。人均ＧＤＰ美國是４．２萬美元，中國是１９００美元，美國居世界第７位，中國是１２８位，我們ＧＤＰ的總額占美國１３．６％。在消化吸收創新方面，日本引進是１，創新是５；韓國引進是１，再創新是８，而中國引進是１，消化吸收再創新是０．０７５，是相當低的。一般說來，創新型國家，研發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５％，而中國目前是１．１１％；科技成果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求是７０％，中國目前是３０％；對外技術依存度要求低于３０％，中國是６０％。
原因之二：技術進步不是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從發達國家來看，經濟發展７０％左右靠科技進步，而我國７５％左右靠能源、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只有２５％左右靠技術進步，科技發展速度遠遠沒有匹配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
原因之三：貧困人口數量還相當大。國家統計局９月１９日發布新聞說，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我國１３億人中，還有一些人溫飽問題未解決，更多的人剛剛解決溫飽，遠未達到小康。據不完全統計，城市中下崗職工和失業人數大體有１４００萬，相當于城市中經濟活動人口的７％。農村絕對貧困和低收入人口達６０００多萬，相當于英國的總人口。
原因之四：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經濟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嚴重失衡，導致局部過熱、局部過冷。這些失衡包括：城鄉發展失衡，東中西發展失衡，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失衡，高技術產品過少和中低檔過多的失衡，對地方政府考評過分重視“政績”與建立和諧社會保一方幸福的失衡，速度、質量、效益的不均衡，消費、投資、出口的不匹配，人口、資源、環境的不協調。
原因之五：公平、正義是稀缺資源。改革近３０年，社會不公現象依然沒有解決，腐敗讓社會公平正義受到嚴重傷害。中國人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還比較艱難，打不起官司，法院的門檻太高，訴訟成本太大，腐敗嚴重。
原因之六：公共品供給嚴重不足。現在全國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８．２年，農村５億農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７年。７０％左右的新增貧困人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加上脆弱的社會保障系統，導致國內消費較弱。有人提出，“我國財力不足，不具備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條件。”應該說，目前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已達４萬億，具備了解決公共服務不足問題的條件。問題在于在財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例太大，公益性支出太少。我國公益性支出一度曾降低到１１％，而行政管理支出從１９８６年的２２０億元增長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５１２億元，２０年間增長３０倍，年均增長率１９．５％。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建造豪華辦公大樓、會議過多、能源資源消耗過高和政績工程浪費等，每年高達６０００億元，其中公款吃喝就達３７００多億元。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５年，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２０．５元增長到４９８元，增長了２３倍。
原因之七：人才配置仍不合理。強國盛世的人才配置有三個特征：一曰人能成其才，二曰人能盡其才，三曰人才輩出。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存在人才的負淘汰機制，即干得好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干得不好的人卻可以通過溜須拍馬而獲得較多資源。中國知識分子身上蘊藏著巨大的未開發的能量，由于人才配置的不合理，往往被庸人所斷送。今天，如果不從根本上改革用人、選人機制，還是在“由少數人選人”和“在少數中選人”，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中國勝算幾何呢？（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編輯：夏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