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藏人民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民族區域自治的關鍵是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確保少數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發展權。近40年來，西藏自治區在國家的正確指導和大力支持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充分行使法律賦予的自主權利，制定了一系列適合西藏實際情況的政策措施，使西藏的現代化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西藏自治區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下，有權根據本地情況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速西藏的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有權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根據本地方的特點和需要，制定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和計劃，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的經濟社會建設事業；有權管理、保護和優先利用本地的自然資源；有權管理地方財政，自主安排使用本地的財政收入；有權自主發展民族教育和文化事業，自主管理本地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權在財政、金融、稅收上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近40年來，西藏自治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依法充分行使自治權，根據西藏的實際,先后制定實施了10個《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把實現跨越式發展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把改善基礎設施條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重點，自主安排經濟和社會發展項目，確保了西藏現代化建設的快速健康發展，確保了西藏社會經濟的發展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國家根據西藏的特點和需要，盡一切努力幫助西藏加快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西藏普通群眾是這些支持、幫助和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考慮到今天的西藏脫胎于落后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差，以及高海拔的自然條件，長期以來，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國家在財政、金融、稅收和物資、技術、人才等方面給予了特殊的支持和幫助。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央政府根據西藏自治區的需要和要求，先后召開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就西藏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優惠政策和措施。例如，1984年后，在西藏農牧區實行“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牧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西藏農牧區生產和人民群眾生活得到持續發展和提高。又如，在稅收方面，全國只有西藏一直執行比全國低3個百分點的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對農牧民一直免收各種稅費；在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實行比全國低兩個百分點的優惠貸款利率和低保險費率政策。此外，還對農牧民實行免費醫療，農牧民子女上學實行免費吃住等政策。
與此同時，國家對西藏的發展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上給予了特殊的支持。1984年至1994年，國家投資、全國9省市援建西藏43項工程，總投資達4.8億元。1994年至2001年，中央又直接投資建設了62項工程，總投資達48.6億元，15個對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無償援建716個項目，資金投入達31.6億元。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進一步加大對西藏發展的扶持力度，在國家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中央政府投資312億元，建設117個項目，并給予財政補助379億元。全國各地支援西藏建設項目71個，資金投入10.62億元。據統計，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的近40年間，西藏財政支出共計875.86億元，其中的94.9%來自中央補貼。近10年來，共計選派各級援藏干部2000多人，援助資金及物資101.66億元(不含中央同期的117個援建項目的資金)。中央政府和全國各地的支援極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促進了西藏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近40年來，西藏在經濟制度、經濟結構和經濟總量上均實現了重大飛躍，徹底告別了封閉的莊園制自然經濟，正在向現代市場經濟邁進。西藏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65年的3.27億元增長到2003年的184.59億元；人均GDP由1965年的241元增長到2003年的6874元。現代工業從無到有，建立起包括20多個門類、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現代商業、旅游、郵電、飲食服務、文化娛樂、IT等在舊西藏聞所未聞的新興產業迅猛發展。舊西藏沒有一條公路，如今已形成以國道和14條省道為主干的公路運輸網絡。公路通車里程達到了4.13多萬公里。青藏鐵路已于2001年開工建設，將于2007年建成通車，西藏很快就要結束沒有鐵路的歷史。2003年，西藏接待國內外旅游者92.86萬人次，旅游業總收入占西藏生產總值(GDP)的5.6%。2003年底，西藏的電話普及率達22部/百人；固定及移動電話總戶數達到60.17萬戶。
現代化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西藏自治區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把環境保護與現代化建設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形成有效的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監督管理體制。生態建設受到重視，已建成18個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占全區土地面積的33.9%，使西藏脆弱的高原生態和城鄉生活環境得到了較好的保護。目前，西藏的生態基本上還處于原生狀態，是中國環境保護狀況最好的地區。
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目前,西藏絕大多數農牧民基本解決了溫飽，部分群眾生活已進入了小康水平。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適齡兒童入學率不到2%，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到2003年底，西藏已有各級各類學校1011所，教學點2020個，在校學生達45.34萬人，小學入學率達91.8%；文盲率下降至30%以下。1985年以來，中央政府在內地21個省市建立了西藏班(校)，為西藏培養了大中專畢業生近萬人。
醫療衛生條件顯著改善。目前西藏擁有各類醫療衛生機構1305個，病床床位6216張，衛生技術人員8287人，每千人病床和衛生技術人員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人民的健康保障顯著提高。嬰兒死亡率由1959年前的43%下降到3.1%；人口平均壽命從35.5歲提高到了現在的67歲。西藏人口由1951年的114.09萬人，增加到現在的270.17萬人。其中藏族人口從1964年的120.87萬人增加到2003年的250.72萬人，占總人口的92%以上。
四、西藏人民享有繼承發展傳統文化和信仰宗教的自由
近40年來，西藏自治區充分行使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的自主管理和發展本地區文化事業的自治權，保護和整理民族文化遺產，發展和繁榮民族文化，依法保障西藏人民繼承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藏語文得到廣泛的學習、使用和發展。西藏自治區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頒布實施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2002年修訂為《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和《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在西藏自治區，藏、漢語文并重，以藏語文為主，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民族語言文字的工作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西藏自治區教育系統全面推行以藏語文授課為主的雙語教學，編譯出版了從小學至高中所有課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學參考資料。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下達的正式文件、發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活動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都使用藏文。各單位的公章、證件、表格、信封、信箋、稿紙、標識以及機關、廠礦、學校、車站、機場、商店、賓館、餐館、劇場、旅游景點和體育場館、圖書館等的標牌和街道、交通路標等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
目前，西藏自治區的廣播、電視臺專門開設有藏語頻道。全區現有14種藏文雜志、10種藏文報紙。《西藏日報》藏文版每天出版，并使用計算機藏文編輯排版的先進系統。近年來每年出版的藏文圖書都在100種以上，發行數十萬冊。藏文專業術語規范化及信息技術標準化工作取得重大進展。藏文編碼已通過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使藏文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國際標準的少數民族文字。
優秀的傳統文化得到繼承、保護和發展。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成立有專門的民族文化遺產搶救、整理和研究機構，先后收集、整理和編輯、出版了《中國戲曲志·西藏卷》、《中國民間歌謠集成·西藏卷》以及民間舞蹈、諺語、曲藝、民間歌曲、民間故事等文藝集成，有效地搶救和保護了西藏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格薩爾王傳》被稱為“世界史詩之王”，是藏族人民創作的世界最長的英雄史詩，多年來一直作為口頭說唱藝術流傳在民間。西藏自治區于1979年成立專門機構，對《格薩爾王傳》進行全面的搶救、整理。國家將其列入重點科研項目組織研究和出版。經過20多年的努力，現已錄制了3000多盤磁帶，搜集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整理出版藏文版62部，發行300多萬冊，同時還出版了20多部漢譯本，并有多部被譯成英、日、法文出版。
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文物保護法規，先后投資3億多元人民幣，修復開放了1400多座寺廟，及時修繕和保護了大批文物。特別是1989年到1994年間，中央人民政府撥出5500萬元和大量的黃金、白銀等珍貴物資實施了維修布達拉宮一期工程。2001年開始，國家又撥專款3.3億元人民幣，用于布達拉宮二期維修工程和羅布林卡、薩迦寺三大文物古跡的維修。
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得到尊重和保護。藏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都有按照自己的傳統風俗習慣生活和進行社會活動的權利和自由。他們在保持本民族服飾、飲食、住房的傳統風格和方式的同時，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體現現代文明、健康生活的新的習俗。在西藏自治區，一些傳統節慶活動如藏歷新年、薩噶達瓦節、望果節、雪頓節等和許多寺廟的宗教節慶活動得以保留和繼承，同時吸收了各種全國乃至世界性的新興節慶活動。
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自治區的絕大部分藏族和門巴、珞巴、納西族群眾等信奉藏傳佛教，同時還有不少群眾信奉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目前，西藏自治區共有1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清真寺4座，伊斯蘭教信徒約3000余人；天主教堂一座，信徒700余人。各種宗教活動正常進行，信教群眾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得到國家和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的尊重。1992年，國務院宗教局批準了第十七世噶瑪巴活佛的繼任；1995年，西藏自治區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過金瓶掣簽，報國務院批準，完成了第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和坐床。西藏民主改革后，經過國家和西藏自治區批準繼任的活佛共30余人。西藏的僧侶還對僧人學經制度進行了改革，有力地促進了僧人學習佛教經典的積極性，在佛教教義的傳承和發展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斷取得進展。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等所藏經卷和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保護，《布達拉宮典籍目錄》、《雪域文庫》和《德吳宗教源流》等文獻典籍得到及時搶救、整理和出版。1990年以后，藏文《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等陸續整理出版。已經印制出版《甘珠爾》大藏經1490部，還印行藏傳佛教的儀軌、傳記、論著等經典的單行本供給寺廟，滿足僧尼和信教群眾的學修需求。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辦有藏文會刊《西藏佛教》和一所西藏佛學院、一個藏文印經院。國家還在北京開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專門培養藏傳佛教的高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