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在越南戰爭中你用的是一個怎么樣的報道角度？
阿內特：我第一次到越南是1962年，當時只有8000美國士兵，他們還不是正式的開戰。所以那三年中我做的故事都是關于越南人民、越南政府、越南軍人的報道。1965年戰爭正式爆發，美國派出50萬的軍隊。當美國軍隊到來后，我集中注意力在美國軍隊上面。1969年他們開始離開，我又留下來于集中在越南人民上面。
越戰中另一個態度就是，那些將軍說“二戰中，每個人都支持戰爭，你們這些家伙今天是干嘛了？”所以，我有一個建議，做記者一定不要跟你的采訪對象走得太近，不要期望跟他們有永恒的友誼。一旦你寫了負面的報道，一切友誼都完了。
縱橫：幾周前美國著名記者、新聞歷史傳記家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去世，對于他生前的貢獻，您怎么看？
阿內特：答：大衛是當代新聞業界的一位巨人，他的去世是整個新聞界的巨大損失。他幫助建立了越戰報道的基調，我們都跟隨他的引導。他是當代最偉大的新聞記者之一。越戰時期是一個緊張的時代，自二戰以來，媒體一直幫助政府，而不敢挑戰政府，記者撰寫西貢官員腐敗的新聞會被認為不忠誠而遭到政府厭惡。但是，我們在越南親眼目睹到，一個美國支持的腐敗南越政府難以抵擋北越的進攻。哈伯斯塔姆認為媒體要敢于報道政府和將軍們在越南犯的錯誤，這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他給所有越戰報道的記者的一大貢獻就是，媒體要敢于追究政府的責任。雖然他準確反映了越南的事實，但卻激怒了華盛頓和美國軍隊的官員，肯尼迪總統親自要求《紐約時報》將他撤出越南，被時報社長拒絕了。
他也是身邊同行的堅定的保護者，他給我們很多支持和保護。在我的整個戰地報道生涯里，大衛幫助我抵御了很多批評，他的忠誠讓我們畢生珍重。1963年，越南西貢發生一起佛教徒集會反對政府活動，我在現場報道。幾個秘密警察突然襲擊，我被打得滿頭都是血，身高體壯的大衛一把抓住敵手，使我得以成功安全脫險。
他總是這樣不遺余力的堅定保護新聞同行。1991年海灣戰爭中，我留在伊拉克戰爭報道，受到美國國內右翼分子攻擊，被罵是賣國賊，是哈伯斯塔姆站出來聲援的。
哈伯斯塔姆的偉大還在于，他不僅從戰地現場報道戰爭為什么會失敗，他還從政治決策者方面進行反思。 1965年,他從越南戰場角度，推出了《陷入困境》（The
Making of a
Quagmire）一書，敘述美國如何卷入戰爭，并認為越戰將從此陷入泥潭。從《紐約時報》辭職后，他先后寫出了15本暢銷書，他永不停歇的采訪人，堅持職業的新聞準則。
縱橫：除了你們倆之外，越戰還有其他幾個戰地記者？
阿內特：我們是美國媒體中最早報道越南戰爭的記者，還有其他三個：美聯社西貢分社社長邁爾·布朗，合眾國通訊社的尼爾·席漢，以及拍攝西貢和尚自焚照片聞名的攝影記者赫斯特·法斯。我們當時被叫做“西貢的五個男孩”。哈伯斯塔姆為《紐約時報》工作，他接受過精英教育，來自哈佛大學，而我來自地球末端新西蘭的小魚港。我們是那個時代最出色的記者，5個30歲不到的年輕人卻獲得了6枚普利策獎，這注定要載入歷史。
1962年哈伯斯塔姆和布朗分享普利策新聞獎，1964年法斯拍攝的越南佛教徒自焚照片獲普利策圖片獎，1966年我獲得了普利策國際報道獎。
縱橫：你們這一代戰地記者秉承的新聞準則和信念是什么呢？
阿內特：請允許我使用大衛·哈伯斯塔姆在今年秋天將要出版的《美聯社戰地報道手冊》一書序言中的話。這篇文章刊登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評論》上，卻也成為他最后的遺言。
“這些戰地報道的記者待遇并不特別豐厚，真正的回報是在工作中。這些報道歷史成長的記者，有著某種職業的榮譽，那就是他們愿意日復一日地回去為所做的事業冒險，這些在傳統物質利益判斷，是微不足道的。在某種程度上，這就是贏得和保持你的同事的尊重，以及你自己對那些戰斗的男男女女的尊重。這是一種情誼，相互分享價值觀和責任，記者是一個民主社會的核心，這個自由的社會里人們自由地生活。甚至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世界各地青年男女正同往日一樣走出去，每天從事一個困難和復雜的職業，這個職業需要各式各樣的才能——快速的寫作能力，稀有的政治直覺判斷，以及敢于站出來面對總是試圖恫嚇和讓你屈服的強勢人物的勇氣�！�
（文章只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立場）
（來源：縱橫周刊 編輯：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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