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 2007年歲末，福田康夫首相夫婦對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迎春之旅”，展現出了對華友好、求同、合作的外交姿態。在此情況下，許多人都在問：中日關系已經從“寒冬”進入“春天”了嗎？日本的對華政策在進行什么樣的調整？福田能解決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嗎？
對華政策輪廓初現
福田首相組閣時間雖短，但其對華政策的基本輪廓已顯現：
第一，在政治上，加強、加深同中國高層交往，不參拜靖國神社，盡量減少因歷史問題引起的兩國摩擦；第二，在臺灣問題上，發表“四不”立場，防止海峽兩岸局勢緊張，避免因臺灣問題引起同中國的對立；第三，繼續推動日中青少年交流，希望實現世代友好，防止過激的民族主義產生消極影響；第四，在堅持利益互惠的同時，強調日中兩國文化同源，把儒家思想作為共同的道德價值；第五，擴大同中國在經貿、能源、環境、氣候變化等方面的雙邊、地區及全球性合作，提出建立日中“創造性伙伴關系”。
福田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與安倍內閣明顯不同：
首先，安倍把“擺脫戰后體制”，修改日本憲法作為執政目標；而福田則突出強調要建立讓老人和年輕人都放心、安心的社會。
其次，安倍對參拜靖國神社持曖昧態度，而福田則態度鮮明，迄今其內閣成員無人前往參拜。
再次，安倍任內一方面積極恢復同中國領導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卻在全球范圍內搞“四國聯盟”，麻生外相還提出所謂的“價值觀外交”，人為制造日中“價值觀距離”；福田則反其道而行之，提倡日中兩國“以和為貴”的價值認同。
第四，安倍內閣雖提出日中建立“戰略互惠關系”，但對“日中友好”則刻意淡化；而福田既堅持“戰略互惠”，又強調“日中友好”，并指出除此之外兩國別無選擇。
安倍曾宣稱要做“斗爭型政治家”，推進“有主張的外交”。而福田則明確表示不做令鄰國不快的事，要實行“創造和平的外交”。作為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首次表示不支持臺灣搞“入聯公投”。如果考慮到福田所在的自民黨町村信孝派曾是該黨傳統的“親臺”派系，福田這種表態的意義就更不言而喻了。
在此次訪華中，福田對華政策的新意，充分反映在他參觀曲阜后所題的詞上——“溫故創新”。這不禁令人想起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訪問西安時揮毫寫下“溫故知新”的場景。福田和大平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對孔子“溫故而知新”的話銘記在心，并有獨到的思索。正是這種文化、道德和價值的認同，使他們從內心深處對中國有一種文化鄉愁般的親近感。伴隨中日兩國國力的增強和兩國關系的發展，福田 “溫故創新”的對華政策，堪稱是大平正芳的繼承和發展。
右翼勢力靠邊站
然而，福田畢竟與小泉、安倍等人“同黨一派”，也面臨日本民主黨的有力挑戰。因而福田能否在中日之間一些重大問題上做出決斷，能否保持對華關系改善的勢頭等，有待關注。但筆者認為，福田成為日本首相以及其對華政策的出臺并非偶然。它與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受到抵制、政治決策層出現“脫右傾化”等變化有相當大的關聯。
首先，福田本人屬于自由派、溫和型政治家。他以其父在任內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為榮，把“和為貴”作為自己的政治信條，在外交上受到自民黨內“鴿派”政治家、已故前首相宮澤喜一的影響。
其次，雖然目前執政的自民黨與在野黨各自把持著眾參兩院，但各黨在改善對華關系問題上的立場空前一致。去年12月，因在是否為印度洋美軍提供支援問題上嚴重對立而在國會“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在野的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和執政的福田康夫卻接踵訪華。很顯然，若無日本民意的支持和經濟界的推動，他們未必會如此積極。這也是日本政界對小泉對華外交失敗的一種反思與自我療傷。
再次，在執政的自民黨內，右翼代表人物目前大多靠邊站，對華相對友好的各派政治家則掌握黨政大權，使福田在自民黨內得到了跨派系的支持。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集結在福田身邊的人，大多與小泉或安倍的關系相對疏遠，在改善對華關系問題上則志同道合。據透露，也正是由于這些人在自民黨內發起了跨派系聯合行動，才使福田去年順利當選首相。
第四，一度邊緣化的日本外務省“知華派”開始重新發揮作用。在小泉和安倍內閣時期，右翼鷹派智囊異常活躍，直接影響了對華政策。而外務省的一些人則被扣上“中國幫”的帽子，受到冷遇或攻擊。如今，這一局面似乎得到了徹底改變。有日本媒體分析稱，當前，日本前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與福田首相、高村外相，形成了掌控當前日本對華政策的“新三角”。盡管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町村信孝曾是對華強硬派，但也不能不受這種結構的制約。
能否克服結構性矛盾
福田訪華后，中日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將成為2008年的主流。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解決中日間的結構性矛盾并非易事。
目前，自民黨內的右翼親臺勢力依然存在，并繼續與臺灣保持交往。美日右翼親臺勢力均表示，“不希望臺灣的民主主義被納入世界最大的集權國家；不希望臺灣這一處于西太平洋島鏈中心的戰略要沖，被中國海軍控制并被用于切斷日美的海上通道。”日本右翼鷹派學者則宣稱：“日中關系的核心是看誰能拿到臺灣。就地緣政治學而言，哪一方獲得臺灣將決定勝負。”他們主張日本推行“價值觀外交”，把在亞洲擴大日本的價值觀作為外交戰略目標，強調臺灣的戰略價值對日本來說比對美國更重要。因此要從“價值觀外交”出發，制定日本版的“與臺灣關系法”，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內法明文確定“保護臺灣民主”的“價值觀外交”。今后，日本右翼鷹派勢力還會在自己的輿論陣地上繼續攻擊中國，美化侵略歷史，要求日本政府對華采取強硬立場。而一旦這批人得勢，日本政治思潮將再度右擺，中日關系還可能出現反復。
在安全保障領域，如何建立“戰略互惠關系”，是中日不能忽視的重大戰略問題。冷戰后，日本防衛戰略開始調整，現在面臨重新調整。2004年年末，新《日本防衛計劃大綱》公布，中國被首次點名，日本開始針對中國加強在西南“離島”地區的軍事部署。日前，日本民間智囊機構——PHP綜合研究所，提出了對華政策16條建議。盡管其中不少具有建設性，但也強調：“針對中國軍備不斷增強的現狀”，“日本的防衛力量也應加強，否則一旦出現明顯的軍事不平衡，就有可能誘發中國的冒險行動……”
日本未來會否介入臺灣問題，是涉及中國核心安全利益以及日本能否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大問題。要化解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還需有關各方共同做出長期、不懈的努力。在謀求建立中美日“戰略互惠關系”的過程中，促使日本重新調整防衛戰略是十分重要的。中美日三國在各層次的安全戰略對話，如果能形成共同抑制“臺獨”的國際環境，避免臺灣問題對中美日三角關系造成沖擊，似乎是目前一種可取的選擇。另外，中日兩國如果能解決東海問題，也將有利于擴大共同利益，促使日本的“西南防御”戰略逐步改變為“西南合作”戰略，中日兩國防務部門的交流與合作，才可能由此找到新的契機。（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