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吳思剛剛登上“全球通名家講談”的講臺時，臺下很安靜，觀眾沒什么反應，因為他的面孔并不為大家所熟悉。但當主持人報出“潛規則”、“血酬定律”后，全場掌聲響成一片。他的這兩本著作《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開辟了中國新史學的思維方式，甚至創造出新的流行語。
官家主義：追求利益最大化，直到無利可圖
吳思開講的主題是《中國歷史演進中的官家主義和潛規則》，從明朝萬歷年間講到民國，剖析過去中國官商之間的利益糾纏，共生共存。
吳思先解釋了“官家主義”這個詞。在古漢語里，官家首先指皇帝，第二是官府，第三是對官員個人的尊稱。在中國歷史上，首先由皇帝立王法；第二層，則是各個部門根據自己的利益立法；第三層，律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每一個官員都有他自己的操作空間。官家群體最明顯的行為邏輯就是，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一定把手伸過去，抓住不放，這就形成了官家主義的第一個特點，壟斷盈利行業。
同時，這也帶來官家主義的第二個特點，即壟斷盈利行業一定經營不好，一定虧損。因為隨著“官家”不斷安插親信，成本會越來越高，并且致使官家缺乏經營動力，最后留下的總是爛攤子。吳思說，他讀過一本書，叫《龍江船廠志》，龍江船廠曾給鄭和下西洋造過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船廠，但這個廠管理很差，工人們晚來早走，往家里偷拿原材料，最后嚴重虧損。
繼而，吳思又舉了鹽鐵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鹽鐵長期被官方壟斷經營。鹽是價格彈性很低的產品，鹽價再高，老百姓也無法少吃鹽，官方壟斷經營后，鹽價越抬越高。一斤食鹽本來兩文錢，最后能翻到70倍甚至上百倍的價格。官府雖然掙錢了，但問題也隨之出現：巨額利潤誘惑之下，鹽業的走私逐漸猖獗，官方不得不派出軍隊鎮壓走私，導致軍費激增，很快官府就發現，從鹽業上掙來的這點錢，又都從維護鹽業的秩序花出去了，官府的壟斷最終崩潰。
吳思分析說：“出現這些情況后，官府不得不向商人開放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官家完全不干預了。皇帝退出了，律法改了，但是各個衙門還沒有改。比如說，明朝北京的牛羊供應由商人采辦，但太監們發現有利可圖，就成立了買賣局，壟斷北京的活牛活羊的供應。明朝的福王，發現北京崇文門一帶是旺地，就在那兒建立了一個王店，但自己經營不好，于是便發布一個指令，規定以后所有到崇文門的商人，一概到官家開設的店里吃飯住宿，不許進入任何私人開的店。這就是在歷史上，官家主義的行為邏輯，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直到無利可圖，才會止步。”
商人的對策：你36變，我72變
在中國歷史上，面對官家主義的盛行，商人們也有自己的對策。吳思總結說，這第一大對策就是收買。明朝萬歷年間，揚州的鹽商每年經營的本金是3000萬兩銀子，大致相當于現在的60億人民幣，每年利潤是900萬兩銀子。這些利潤中，首先向國家納稅100萬兩，其次，還有一筆“無妄費”，主要就是收買官員，打點官府，要花去300萬兩，這就是說，利潤的33%用于收買官府了。再加上正式的稅收，共有44%的利潤揣進了政府的腰包。
比現金收買更高一級是送股份，中國古代早就有送干股的做法。商人把官家拉進來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我干好了，分紅多，你也跟著享福，你把我搞垮了，咱們大家倒霉。這是商人的第二種策略”。
第三個對策就是冒充官家的身份，吳思認為，這是歷史上商人最常用的策略。在官家群體中，最值得冒充的就是皇帝。明朝有一個人開酒鋪，就在北京地壇外建了一個大棚子，掛上招牌：“私設間，堆設上用錢糧公署”。“私設間”是太監的一個衙門，這幾個字的意思是，“這里是專門堆放皇帝用的錢糧的公署”。但實際上這里只是賣酒的鋪子，老板給了太監一點好處，太監就給他掛了那樣一個招牌。后來趕上皇帝要去地壇祭祀，官府清理街道，其他臨時建筑都被拆光了，唯獨這家酒鋪沒人敢拆。
再者，就是冒充官員開的店。中國歷史上曾有規定，考上秀才的人開店不用交稅，因為他屬于官方的候補干部，可以免稅。有的商人干脆掏錢捐一個秀才的帽子戴在頭上。所謂紅頂商人都是捐出來的，有了這個身份不僅不用納稅，還能獲得很多方便。遇到官員敲詐勒索，紅頂商人甚至比他官還大，就有力量對抗。
到了清末，又出現了新的策略，就是冒充外商。吳思向觀眾展示了一份資料，“清末四川共有15家航運公司，外資占89%，但仔細看創辦人，只有一個是外國人的名字，剩下的全是中國人。這些中國商人掛了洋旗，別人就不敢隨便找碴。于是掛上洋旗的公司，省了稅收，免去了軍閥敲詐，甚至于免去了土匪搶劫。
如果以上幾項都做不到，商人們還能想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顯得和官家關系密切。萬歷年間，有當鋪花3000兩銀子，買一張嚴嵩的名片，放在店里醒目的地方。嚴嵩是一個著名的睚眥必報、下手陰狠的大臣，看到當鋪里嚴嵩的名片，所有的官員都會想，我要是招惹了這家店，他跟嚴嵩一說，我這日子就不好過。當時就有這樣的說法，“蓋得此一帖，既可免外辱之患”。
這一系列的方式就是在歷史上官家主義的環境之中，中國商人為謀生存，不得已采取的種種應變之策。
“潛規則”的影響力逐漸歸零
吳思用 “潛規則”來描述中國歷史官家主義時代的官商關系：“在官與商之間，是用規則來處理雙方關系的。但在規則前面加上一個‘潛’字，就是處理規則之外的第三方關系，我們悄悄地做一些交易，不那么光明正大，這‘潛’字表明第三方的存在。”
一位現場觀眾向吳思發問：“在封建社會里，官家主義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系統，一個縣城里面，縣太爺把經商的商人找來，一桌就坐圓了。現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一個大城市里面有幾萬商人，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企業更關注的是怎么樣從市場找商機。這些年來，凡是整天熱衷于圍著政府官員轉的企業，很難有大的成就。隨著市場經濟游戲規則越來越健全的，官商關系就會越來越趨向于規范，那么潛規則的影響力是否將越來越消減？”
吳思由中國的歷史進程開始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的官家主義是不斷循環重復的，一個朝廷建立以后，規則和潛規則開始博弈，于是社會漸漸繁榮，到頂峰后，又走向衰落，下一個新的王朝又建立起來，中國就在這樣一個循環中逐步演變，官商關系也就這樣保持著。而現代中國社會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從來沒有這么強大的工商業，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達到了歷史上根本就不能想象的那個高度。我們主要的GDP是工商業創造的，這么一個強大集團的興起，它的力量一定會帶來相應社會規則的變化，使得中國往前走。”吳思認為，中國歷史上潛規則的存在是漫長的，很可能它的消失也將十分漫長，然而在現代社會里，隨著政府執行力的加強，社會監督力量的強大，潛規則的力量就會漸漸消弭，當規則被完全執行時，潛規則也就將不復存在。“我們去理解歷史上的官商關系和潛規則，為的是在將來，使規則越來越適應時代，從而將潛規則逐漸歸零。”（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