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理性繁榮》的第一版中，他成功地預言了股市的下跌，并對解讀投機性泡沫的產生和持續進行了嚴謹而有益的嘗試。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博彩公司也加入到預測的行列中來，比如英國位列富時250指數的立博公司(Ladbrokes)就為最具獲獎可能性的以色列經濟學家埃爾赫南·赫爾普曼(El-hanan)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吉恩·格羅斯曼(Gene)開出了1賠5的賠率。埃爾赫南·赫爾普曼是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的重要奠基者，尤為關注不完全競爭和經濟規模。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主要研究游說團體和政客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格羅斯曼關注國際貿易理論，特別是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貿易政策相關的政治經濟學部分。兩人在一起著書立說，1991年合著《全球經濟的革新與增長》，2001年合著《特殊利益政治》。

    《華爾街日報》上還提到了其他可能獲獎的人選：如讓·梯若爾(Jean)，法國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專家，致力于雙邊市場的研究，以及來自耶魯大學在環境經濟學上頗有建樹的威廉·諾德豪斯。對評獎標準的關注與思考每年都有100名候選人獲得提名，不過提名名單都有長達半個世紀的保密期，究竟哪一家的預測最為權威并不容易判斷。那么獲獎標準又是怎樣的？這就有必要先來回顧一過去獲獎的經濟學科相關領域：首先是早期對一般均衡理論的廣泛的認知，并且成為了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理論基礎。

    宏觀經濟學把國民經濟行為劃分為私人消費、投資、進出口和政府消費支出，在不同部門之間解釋了經濟的運轉。微觀經濟學則牽涉到個人消費和公司的經濟決定，涉及經濟部門中的資源應該如何更好地分配。跨學科研究也得到了關注，比如經濟與法律、歷史還有社會學等的交叉研究。同時，諾貝爾獎對經濟分析的新方法也給予了肯定，博弈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單純依據獲獎的經濟學科分類來判斷經濟學的研究歷程也是武斷的，經濟學也在向多維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目前顯現了如下規律：在經濟分析方面側重演繹法而非歸納法；更偏愛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系統的統計測試或估計的重要性等。要達到這個標準并非易事，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懷疑、論證和檢驗。通常我們的分析都是來自于過去的數據整理，因為世殊時異，經驗的模型未必穩定可靠，新的研究結果可能僅在特殊情況下才會成立，或者有待實踐數據的支撐。1976年獲獎的弗里德曼的經歷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他被看成是貨幣主義經濟理論的宗師。貨幣主義學說視貨幣供給為決定國民生產總值最重要的因素，美聯儲的貨幣寬松政策也可以看做是相關理論的現實版注腳。那么諾貝爾獎是否會引領經濟學領域的最新研究動向呢？答案是“沒有”。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在頒獎時考慮的經濟學研究時間跨度很廣。只能說頒獎會喚醒對相關領域的再次驗證的熱情，但不能說是對相關領域帶來了新的啟發。”李鐵崗說。按照諾貝爾當年的遺囑，他設立諾獎的目的，是旨在獎勵那些在相應領域“對人類做出最大貢獻的人”。在當代中國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的時刻，我們是否具備產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條件了呢？李鐵崗認為：“現在諾貝爾獎關注的是西方經濟學，從這一點上來看，我們的研究歷史和現實差異巨大。目前國內更側重于對當下現實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對應用性的學科有著更多的關注，而少有純理論研究者進行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