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短短幾天里， 我趕上了三個有趣的故事，還都發生在歐洲的餐館里。

頭一件，故事發生在布魯塞爾中央火車站附近一家別致的酒館里。那是一個傍晚，我的車就停在附近，但恰巧口袋中就沒剩下足額硬幣夠我買上張停車票。于是，我就拿上了我那張10元鈔票，隨便誰能圖個方便給換些個零錢。 酒館服務員把我這小小的請求給拒回了，盡管我問了他好些次。我又買了瓶水，但求找下的零錢夠我付兩小時停車費就好，這樣我的采訪也就能順利完成了。

讓我頗為驚訝的是服務員找了7歐給我，還包括了一張5塊錢的紙鈔。內心真有些火，但我還是故作淡定了。我盯著掛在他圍裙上的零錢包，又問了他一次，能不能給我硬幣別紙票了。我又自討了回閉門羹。不同的是，這次他還“提醒”我：銀行就在附近。我，當然有些生氣地走開了。

第二回，是在德國風景名勝區。那是一個星期天下午，差不多3點多，我們精疲力竭地來到一家餐館，餐館的員工們正在為他們的賬務清算埋頭苦干著。

當他們發現我們是來投靠點餐的，指了指大門口，告知我們用餐時間就到下午兩點半，現在已經過了。我們立即保證不點餐就要點喝的。他們還是不留情面地搖了搖頭，嘟噥著：“不行，不行，不行。”就這樣，我們一無所獲，不得不離開。但走出餐館的剎那，心中實在是不解，納悶：為什么他們就有錢不賺呢？

第三個故事是上個月在倫敦橋那塊兒。我倫敦的同事們和我打算在一家日本餐廳吃頓工作午餐。我們比規定開門時間早到了10分鐘，那還是個濕漉漉的雨天。餐廳里，服務員們明明已整裝待發，安靜地準備接待食客。

外邊還在下雨，于是我們就敲了敲門，想他們能讓我們進餐館里去。可再一次，服務員們指了指大門口的時刻表，讓我們等到12點正點開門，才能進。

就在2010年10月亞歐領導人在布魯塞爾會面前的2個月，我開始了我在這兒的工作。在過去的兩年里，那些遭遇文化沖擊的時刻仍歷歷在目。

中國文化里，去商店或者餐館換個錢都是極其尋常的，不用非得去銀行排上個隊才能換到零錢。就算營業時間過了，只要餐館還沒打烊還有人在，點上些喝的也都是很輕而易舉的。

在采訪過程中，每次談起他們在中國經歷的文化沖擊的故事，很多歐洲人（非政客）都常說：“我不是來教中國人的。”我也不是來教歐洲服務員該怎么做的，只是那回在布魯塞爾的酒館里，我真的有些惱了。

然而，我的這些因文化差異而起的不愉快遭遇提醒我給正在老撾會晤的亞歐領導人捎個信。

某種程度上，我想我遭遇的這些被動反應都源于現行于歐洲的一種“太過”的勞工保護。這里的勞工得到的不是固定工資就是按小時計酬。這樣的系統缺少一種變通性，也少了那種能激勵人們多勞動或發揮他們創意吸引顧客的動力。

與此同時，歐洲還在債務危機中艱難掙扎著，失業率不斷上升。在這樣的福利體系下，一些失業者根本就不渴望找工作。結果是，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也成了今日歐洲經濟停滯不前的一個原因。

相反，在大多數亞洲國家（不包括亞洲四小龍），勞工保護和福利制度仍處于一個剛起步的狀態。在實踐中，許多企業（及餐館）都傾向于延長工作時間并設計激勵機制，以此來幫助業主賺取更多利益。在大多數情況下，勞工的工資仍然很低。

所以，我想捎的信是，歐洲人和亞洲人聚在一塊時，還是有交集的 。言下之意，亞洲人(包括中國)應該更多學習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而歐洲人，面對眼下的老齡化社會，也應該學習亞洲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作者：中國日報 付敬? 翻譯: 劉佳 編輯：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