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Terrill認為漢學家應該保持客觀，不應該跟牧師一樣號稱自己真理在握，而只能陳述自己發現的事實。

八十年代，Terrill寫作出版了《毛澤東傳》，至今在中國已銷售了180多萬冊。“我認為在這本書里我比較客觀，這是身為外國研究者的優勢，”他說。“但是相比中國學者，我沒有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我只是試圖理解毛當時的想法，他的成功，失敗和矛盾。把毛當做一個人來描繪。我相信在讀我的書之前，很少有中國讀者了解毛的個人生活。”

除了海外學者的熱心參與，中國社會也向外國研究者敞開了大門。Alitto說他80年代到中國山東鄒平縣做考察的時候，當地政府非常謹慎，甚至下達了通知讓村民們小心應對他這個外國人。

“我開始還不知道。忽然路邊一個小孩指著我大喊一聲‘就是他！’然后跑掉了，”他說。

2012年，Alitto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演講時，受到了聽眾們的熱烈歡迎。當他步入講臺時，掌聲和歡呼聲從500多名聽眾中爆發出來。Alitto作了個揖，隨即用流利漢語奉上了一堂關于中國哲學家梁漱溟和儒學的講座。

他說現在美國連高中都有中文課程，人們也可以很容易地來中國旅游，居住。互聯網時代更是給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從前他為了查閱資料不得不遠赴重洋，如今只要點點鼠標就可以找到了。

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顧鈞教授介紹說，海外漢學研究給國內學術界帶來了新的觀點和研究方法。他舉例說，有些國外的研究者對魯迅評價不高，有的弄不清賈寶玉是男是女。“‘三人行，必有我師’，外國學者可能會問‘這三個人里面有沒有女的呢？’，”他說。“這些觀點不一定對，但是的確給國內的學者帶來了新的刺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比如說社會學的角度，后現代的理論，女性主義的視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