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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5月22日刊登約瑟夫·奈的文章，題目為《總統們是否真正掌控外交政策？ 》以下是文章內容：

21世紀的帷幕在世界力量極其不平衡的局面中拉開。美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在全球投射軍事力量的國家；占據了全球經濟的四分之一，其國內的大學和娛樂產業世界領先。美國已經處于無需置疑的領先地位。

美國人似乎很喜歡這一地位。2012年總統大選時，主要政黨的競選者都堅持美國的實力并未下降，并鄭重承諾他們會繼續維持美國的領先地位。但是這些承諾有多少能夠在總統權利范圍內實現呢？總統的領導是使美國處于領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嗎？或者無論是誰坐在總統辦公室，美國成為最強國是一個偶然的歷史事件？

領導力專家和民眾都吹捧改革派領導人——他們制定大膽的目標，承擔改變世界的風險。我們蔑視那些“保守派”的領導人，他們只適合做管理人。但是仔細看看上世紀在美國擴張權利的關鍵時期執政的總統們，我發現，在改變美國人對美國所處的全球地位的看法的過程中，諸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這些改革派總統，政策執行的效率遠不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等人。

改革伴隨著很大的風險，如同賭博，改革的影響通常并不即刻顯現。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家之一，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在1870年賭與法國開戰將能使普魯士統一德國，他賭贏了。但是他還賭他將占領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這一斥資巨大的行動直至1914年才付諸行動。

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也參與過改革性的賭博，分別是參與世界第二次大戰和隨后的蘇聯戰爭，然而他們只在謹慎的初步行動后才這樣做的（羅斯福是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后采取了行動）。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頓·約翰遜（Lyndon Johnson）把賭注錯押在越南戰爭上，認為這是一場多米諾骨牌游戲，諷刺的是，卻被艾森豪威爾巧妙地避開斗爭性干涉，創造了多米諾骨牌一般的成果。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與中國建交這一局中押對了注，但幾乎同時輸了美元與黃金掛鉤這一局，導致了其后數十年不斷擴大的通貨膨脹。

相比于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這位成功的改革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無疑是失敗的，威爾遜在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錯誤地將賭注放在了《凡賽爾條約》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超凡眼光在部分程度上證明了美國有資格成為國際聯盟的領導，但是在他執政期間，卻缺乏使眼光應用于現實的這一領導才能，這一缺點使得美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陷入孤立。至于41歲即位的老布什，他缺乏其自稱的“眼光”，使其無法影響美國民眾對于國家的認識和美國的世界地位。但是他卻擁有一流的政策執行和管理能力。

讓我們再對比一下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他的兒子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人們口中的小布什非常熱衷于成為改革派總統。小布什政府的成員經常拿他與羅納德·里根或伍德羅·威爾遜進行對比，但是更多的是和二十世紀的威爾遜總統對比。小布什和威爾遜都篤信宗教，注重道德情操，起初都非常關注國內問題，并不注重外交政策。都強調自信，都積極大膽地應對危機。正如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在1917年對威爾遜思維模式的描述：“只要不符合他的直覺，哪怕是既成的事實也會被忽略，他就是憑借這種半神的力量來決定對錯。”托尼·布萊爾在2010年也做出過相似的評價，認為小布什“有著非常棒的直覺，但是他的直覺較少地針對政治，更多地用來判斷對錯”。和威爾遜一樣，小布什在外交政策——侵略伊朗上下了非常大的改革性賭注，還有，和威爾遜一樣成功缺乏實施政策的技巧。

這一論點并不是反對所有的改革派領導人。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下，諸如甘地（Gandhi）、曼德拉（Mandela）和金（King）等領導人能夠在使民眾覺醒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不并不特意針對美國外交政策改革派領導人。羅斯福和杜魯門對開創美國時代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其他總統，比如尼克松，建立了與中國的外交關系，或者卡特，強調了人權和防核輻射，進一步提高了對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認識。但是，在評價領導人時，我們需要關注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兩方面——有的狗吠叫，有的狗不叫。例如，艾森豪威爾在朝鮮核危機，奠邊府核危機，金門馬祖危機期間拒絕了軍方屢次提出的使用核武器的建議，一度告訴提議者：“你們這些人一定是瘋了。我們不能在十年內第二次對亞洲使用那些可怕的東西。”1954年，他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闡釋了他的新想法，認為可以毀滅俄羅斯，他說：“如果將這里毀滅，沒有政府，沒有溝通，只是一處充滿饑餓和災難的區域，將會是一片很好的地方。我問你，文明世界將會對這里作何反應呢？“老布什同樣避開了改革性目標，但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例外：德國統一。即使在那時，他也處處保持謹慎。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時，部分原因歸咎于東德方面，老布什因其低調回應而受到抨擊，但是他最終的決定并不是報復蘇聯，這為一個月后的馬耳他峰會創造了條件。

改革派領導人的角色非常重要，因為他們能夠做出其他領導人不會做的選擇。但是關鍵問題在于民主黨派想要其領導承擔多大的外交政策風險。這一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今形勢，而當今形勢異常復雜，不僅包括潛在的國際影響，還有國內多遠社會的政治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和亞里士多德式的謹慎有著特殊的聯系。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關于社會動力以及如何“建立國家”所知甚少，當我們不知道如何推動世界發展時，傲慢自大將會招致危險。根據以上原因，對千變萬化的形勢高度敏感的保守派領導人同樣很重要。21世紀，無論是否有英明的領導人，改革都一定需要領導人對風云變化的形勢保持謹慎。

例如，稱目前美國的地位正在下降——令人欣慰上的是奧巴馬總統（President Obama）并不認同——的言論即是對現階段形勢的誤解。美國的影響力并沒有絕對下降，相對而言，美國很有可能在未來十年中繼續保持比其他單一國家更強的國力。我們并沒有生活在“后美國世界”，也不再生活在20世紀末的美國時代。沒有人有水晶球能預測未來，但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對2012年的預測或許是對的，盡管獨霸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國很可能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因為其國力的性質和領導的傳奇，這一地位至少會保持到2030年。

美國必然會面對很多其他強大勢力的崛起——以國家和非國家為單位的競爭者。總統將需要更多地與其他國家合作行使權力；領導人維系同盟和建立關系網絡的能力將成為我們硬軟實力中重要的一部分。21世紀美國的地位并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正在下降，但是美國需要發展其情境智力，了解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在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下達到它想要的目標這一事實。教導民眾正確地理解、適應全球信息時代，這對總統來說才是真正的考驗。

所有的建議都希望奧巴馬總統以及他的接班人注意思考改革性宣言是否適用于這些變幻莫測的時期。美國的實力和領導地位對于美國和世界的安定繁榮都至關重要。但是如果總統能夠謹遵前總統們的信條“無論如何，不做有害的事”，將遠勝過提出擾亂人心的改革。

外交政策中，謹慎保守的領導人往往比大手筆的改革性愿景更有效。圖為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給八位總統的評分。

（來源：中國日報網 信蓮 編輯：黨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