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在紐約曼哈頓世貿中心遺址——“零點廢墟”前憑吊的民眾。
走出“9·11”
人性與獸性、寬恕與仇恨、黑暗與光輝交織在“9·11”這個歷史節點上。幸存者們努力地思考，腳踏實地地過活，因為生命自那一天后有了重新定義的機會。在那片叫做“零點廢墟”的地方，美國人首先建起來的是“倒映虛空”，死亡與新生，已經是那場劫難的最后解答。
十年過去，“9·11”似乎顯而易見地改變了美國。美國卷入了3場在穆斯林世界的戰爭，這些戰爭以及美國的反恐政策令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系進一步緊張。這種狀態又反過來對美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影響。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國仍然循著自己的發展方向和精神氣質，從未偏離過。
最后的幸存者
十年之前，他們是同事，在烈火中共同尋找到生的希望，然后各自逃離那片廢墟；十年之后，他們是密友，曾經巨大的痛苦給予了他們重新詮釋自己生命的機會
本刊記者/李洋(發自紐約) 本刊特約撰稿/陳君
美國正在緊張開展著“9·11”事件十周年的各種紀念活動，其中尤以9月11日的官方儀式為重頭戲。奧巴馬在“9·11”事件發生時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州議員，現在則要代表美國完成這個隆重的祭奠。
許多曾經痛苦的人卻不會出席，或者是沒有得到邀請，或者更愿意遺忘。
丹·喬布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9·11”逃生故事曾上過《今日美國》頭版。現在，丹·喬布斯早已逃離紐約，定居美國南部一個新興小城市。
十年的時間，和丹·喬布斯一起逃出來的同事華人陳思進逃得更遠，從華爾街新貴變身為批判華爾街的知名財經作家，“‘9·11’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對我的最大影響就是離開華爾街，重新定義生活和所謂的成功。”
離開華爾街
十年前的9月11日，丹·喬布斯和陳思進用了90分鐘的時間，從紐約世貿中心北塔80層逃到1層。逃出后不到3分鐘，大樓坍塌。和他們同行的300余人成為最后一批逃出世貿的幸存者。
當時，110層的世貿大廈北塔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機撞到大廈的93層，熊熊烈火從86層開始燒起。大廈電梯分兩段運行，以78層為中間點。逃生必須先到此，再找到別的樓梯才能繼續走下去。
78層的8個出口已全部卡死，由于大樓的金屬結構被撞后嚴重變形，安全門無法用鑰匙打開。高大的丹·喬布斯和其他兩個美國人站了出來，用血肉之軀撞擊金屬門，后來丹·喬布斯發現自己肩膀的骨頭撞碎了。
丹·喬布斯第二天上了《今日美國》頭版，一周后帶著石膏上了CNN。
丹·喬布斯當時還是著名證券交易公司BrutECN的網絡工程師。BrutECN是納斯達克下屬公司，占據了北塔擁有開闊視野的80層和81層。很快，BrutECN就找到了臨時辦公地點，距離紐約一個半小時車程。
成為英雄無法讓丹·喬布斯從巨大的痛苦中獲得寬慰。他其實是個內向又保守的人，不喜歡媒體的逢迎和夸大。在紐約城挨過了一年多，2002年初，他交給公司一份辭職報告，告別朋友，還有這個繁華之地的喧鬧與悲傷。
和十年前一樣，丹·喬布斯現在還在做網絡工程師，不過已不在華爾街投行，而在南方小城一家普通的商業銀行，生活得非常平靜。
好不容易進入到華爾街核心層，讓陳思進無法輕易放棄，但他還是丟了工作。由于公司被兼并，他2002年底接到BrutECN的解雇通知，一個月后，成了無業人員。經過兩個月的求職和等待，陳思進找到了新的工作：瑞士信貸銀行的助理副總裁。
然而，他心中的世貿大廈開始坍塌。“9·11”過去六年后，原來公司所在的那幢樓仍拿不準一個方案，是炸掉重建，還是大動干戈進行修復？
“望著這一切，我不禁又后怕起來，那天我離死神這么近，僅一線之遙，來紐約為了什么？為了追求所謂的事業？說白了是金錢。為了錢差一點送命，值得嗎？我開始思索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陳思進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之后，陳思進決意離開貪婪的華爾街，移居加拿大多倫多，重拾童年的作家夢，開始關注財經文化領域并選擇用中文寫作。
如今，隨著《闖蕩北美》《金融讓誰富有》《絕情華爾街》等多部財經類暢銷書的出版，陳思進完成了從證券公司副總裁到金融作家的角色轉變，實現了自己定位的“成功”——可以靠喜歡的職業謀生并做出成績。
“如今當年的同事們都漸漸地離開了紐約，不過，我們經常通電郵、電話。”陳思進說。
漫長的賠償
丹·喬布斯不需要國家賠償，盡管當時他也受傷了。
來自美國政府的“9·11”賠償主要針對死難者家屬和因救援而患病的消防員等，受傷的人一般有保險賠付。心理治療則是面對全體的，主要由政府或民間醫療機構組織，持續數年。身體的傷痛治愈后，就不停地有社區義工或醫療人員聯系丹·喬布斯他們，聽他們傾訴。
時至今日，丹·喬布斯和陳思進還會收到一些美國政府機構或公益組織發來的郵件。比如有個“9·11”幸存者健康檢查機構，他們會做相應調查。“多年來，美國政府對幸存者和遇難者家屬進行免費的物理和心理治療。”陳思進說。
根據幸存者健康檢查機構的調查，參加世貿中心廢墟清理和救援工作的工人中， 30%有肺部疾病，48%有鼻、耳及喉嚨方面疾病。
但對于“9·11”發生后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急救員馬文·貝斯來說，申請工傷賠償、勞動保險的過程竟然比“9·11”當天死里逃生更加艱難。
今年49歲的貝斯當時就職于一家救護車公司，第一架飛機撞上北塔后，他就和公司的救護隊一起來到雙子樓腳下。南塔倒塌時，貝斯被埋在灰塵里，他用手扒開一條生路后，又在營救一位老年婦女時被覆蓋在北塔的灰塵下。
比起在營救工作中殉職的同事，貝斯算是幸運的。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損傷讓他在之后的幾年內患上了哮喘、抑郁等多種疾病。住院治療7次、每天服用多達15種藥物，而且無法再重返工作崗位。
在經歷了無數場聽證、調查、核驗材料甚至有如刑訊逼供的問話之后，貝斯才在“9·11”發生近3年后拿到了工傷賠償，而他2007年遞交的公共安全雇員福利申請至今仍然杳無音信。
貝斯的情況并不是特例，“9·11”現場營救人員的醫療、福利一度讓聯邦和地方政府成為眾矢之的。為營救人員特別設立的醫療保險賠償項目在2003年就不再接受新的申請，但一些人的身體狀況卻是在很多年后才亮起紅燈，卻因為錯過了這班船只能自求多福。
今年年初，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扎德羅加‘9·11’健康及賠償法”。扎德羅加是一名參與救援行動的警察，因罹患呼吸系統的疾病而不治身亡。該法案是去年12月國會休會之前所通過的最后一批法案中的一個，算是對輿論一個交代。
今年7月法案生效。美國聯邦政府撥款43億美元，向“毒空氣”受害者提供醫療費和補償。已有上百人通過紐約聯成公所協助登記準備提出賠償申請。
標維醫院世貿大廈環境中心和法律基金會“社會公正倡導中心”協助需要者完成申請。工作人員維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目前無法統計申請確切人數，“按照規定，填好申請表后，2011年10月之后才寄出。”
故事的一章已經結束
丹·喬布斯現在常常會和朋友討論美國經濟的狀況，“美國在錯誤軌道上，經濟發展模式必須改變，否則很可能陷入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
在2007年遷往加拿大之前，陳思進每一年都要到世貿遺址參加悼念活動，聽遇難者家屬逐一誦讀他們姓名，默默祈禱。
“十年過去，我對恐怖襲擊不回避了，世界各地都有各種恐怖活動，甚至已經成了常態。”陳思進說。
只是陳思進如今住宿酒店會下意識地選擇10層以下的房間。他原來非常喜歡“高高在上”。“9·11”后幾個月的一天，他的妻子非常想上帝國大廈的頂端看看。但就在買票上樓的一霎那，陳思進說，“你一個人上去吧”。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像丹·喬布斯和陳思進一樣被“9·11”所“喚醒”，有用行動重新詮釋自己生命的機會。
在世貿遺址工作的工人路易絲·加斯垂也是“9·11”事件的親歷者，目睹了南北塔樓的坍塌。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根本沒有時間去震驚、悲傷或是痛苦，只感到命運的殘酷，生活的壓力迫使自己的工作還要無奈地在這里繼續。
加斯垂是出于紐約中下層社會的成百上千世貿重建工人之一。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經歷過“9·11”事件，也曾彷徨痛苦，但最終還都留在了這座城市，或許是不得已。重建世貿的過程并不輕松，他們中的一些人時而發動罷工，時刻都在昭示著這座城市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克里茲曼十年前接到確認妹妹在“9·11”襲擊中遇害的電話，因此患上了抑郁癥。后來，他寫了一本關于如何與悲傷抗爭的書。正如他所說，“我很欣慰看到故事的一章已經結束，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但貪婪和仇恨的種子依然在生根發芽，我內心依然惶恐，因為這場戰爭遠遠沒有結束。”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編輯：梁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