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30日言論版文章:去年,我認為應對全球危機不像地區及國家改革那么容易實現。但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有失偏頗。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表明,全球和國家層面的共識比地區共識更容易實現。但隨著經濟復蘇勢頭日漸強勁,全球觀點又一次出現了分歧。各國紛紛揮舞大棒,指責別國。中國非但沒有因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顯著成效得到其他國家的肯定,反而被西方國家指責固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此提升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如果世界經濟要維持穩定復蘇,必須首先建立兩種機制。第一是全球金融體系,這一過程必須保證規則改變的透明,確保國際金融體系的調整可以反映出各經濟體力量對比的新變化。第二點是那些可以反映有關危機的不同觀點和解決方案的潛在規則應當得到充分重視。這些規則內化于東西方不同的經濟思想及哲學體系中。
顯然,重建全球經濟體系要比改變人們的思維模式更加簡單。但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目前為止,各國達成的唯一一項全球共識出現在全球貨幣結構領域,各方均認為全球貨幣結構存有缺陷,并且難以維繼。當然,全球金融危機是由國家層面的問題和錯誤造成的。但是國家問題有其全球根源。特里芬困境表明,持有主要儲備貨幣的中央銀行不得不實施一種或許會與其國內需要相左的貨幣政策。作為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美國為世界金融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流動性,但代價是賬戶赤字變得越來越大。美國作為世界消費中心,享受著來自全球的支持,因為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儲戶們都愿意為美國的財政赤字買單。不幸的是,美國2008年過分擴張其在金融領域的影響力,經濟泡沫破裂,并試圖繼續通過減債和增加國內儲蓄重新平衡收支。
美國經濟約占全球GDP總量的四分之一。美國消費水平下挫將直接減緩全球經濟增長。同時,從地區和生態環境角度來看,美國消費放緩有利于為世界恢復收支平衡贏得時間。但不幸的是,“G3挽救計劃”不惜一切代價彌補私人經濟領域的損失,甚至不顧造成巨額公共財政赤字。這一計劃用巨大的不可持續型公共財政杠桿取代過剩的金融杠桿,非但沒有改變刺激機制以延緩加劇泡沫經濟的過度投機活動,反而通過中央銀行零成本資助的方式獎勵了那些投機者。這種解決辦法復制了九十年代日本方案,并造成了幾乎相同的后果,帶來一系列差價交易,為潛在市場創造了大量短期資本。
就其本質而言,世界現在正經歷著一種反向特里芬困境。對儲備貨幣發行國合理的貨幣政策放到世界其他地方則變成了一種錯誤的貨幣政策。只要零利率政策有利于幫助那些受困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投資者,那么我本人并不反對這種政策。但絕大多數政府零利率貸款被金融領域截留,以巨額紅利的形式被金融界自我消化掉了。
因此,為了應對通貨緊縮給西方造成的泡沫,我們似乎應當要求東方也出現一個泡沫才好。這樣一個假設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慣于儲蓄的東方人轉變為消費者,并就此取代西方消費者,那么這個世界將重回快速增長之路。但這一觀點忽視了一個事實,正是過度消費直接導致了不可持續的資源匱乏。怎樣改造這一不盡如人意的全球金融體系更會引起廣泛爭議,而且不可能一蹴而就。單純抱怨和指責美國這樣單極統治國家毫不費力,但在沒有合適的全球金融結構,G20國家尚存深刻分歧的條件下,重建一個全球中央銀行以及配套的規則體系,并改革國際金融環境幾乎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
我預料國際金融體系會有相對較小的變化,因為目前尚無可行計劃供選擇。要建立一個整體架構,需要一位出色的建筑師。但至少我們還未發現像先賢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這樣的人物挺身而出,為世界指明方向。當今的智力匱乏集中出現在經濟理論及經濟思想領域。狹隘的經濟理念支配下的單一經濟體試圖憑借一己之力應對復雜的、相互聯系的國際金融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影響全人類的問題遠非一個組織或一國政府能力所及。
過度消費的西方現在開始責備東方儲蓄太多,但西方國家無視的一個事實是,正是在滿足西方的消費的生產過程中,東方國家才憑借廉價勞動力逐漸積累起現有的儲蓄,并且以污染當地環境,消耗當地資源為代價。如果西方國家停止消費行為,那么東方的儲蓄也就無從談起了。雙方都有收獲,唯一損失的是地球。不論是傳統經濟理論,還是國家統計數據,都難以量化環境的消亡程度。因此,我們才長期忽視生態系統退化的客觀性。
因此,并不能通過鼓勵東方國家消費,緩解西方的衰退來解決根本問題。國際社會應當以更加長遠的眼光思考怎樣才能保證在不損害環境的前提下,使人類的發展更具可持續性。我們都需要經濟思維領域的深刻變革,包括采用“綠色GDP”的理念,從而更加精確地測量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行為帶來的后果。建立評價可持續發展的新標準固然重要,另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重建我們的制度體系。金融危機在操作層面上講是一場制度危機,因為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制度結構非但無法應對金融體系諸多國際操作進程中產生的客觀需求,而且逐漸被國際金融活動束縛住手腳,最終走向消亡。挽救那些巨型經濟體已經超出了一國資源的限制。我們需要面對的事實是,網絡化的金融制度已經內化于全球生態系統內,任何試圖單純剝離或改造金融制度體系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不僅如此,就連這些金融制度的外在表征也難以與其他系統性樣態分離或被置于可控范圍之內。 (作者為清華大學及馬來亞大學兼職教授 沈聯濤 編輯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