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7日評論版頭條文章：盡管龍年的春天較之以往有些寒冷，加拿大總理哈珀即將開始的訪華之行仍然可以被看作一次“暖春之旅”。自2009年哈珀總理首次訪華以來，中加關系取得長足發展。在《中加聯合聲明》的基礎上，兩國政治互信逐步恢復，經貿和投資關系迅猛發展，文化和學術交流也更趨活躍。2010年胡錦濤主席對加拿大的訪問、兩國領導人去年在夏威夷APEC上的會晤和哈珀總理的此次訪華，表明兩國徹底告別過去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迎來中加戰略伙伴關系全面升溫的新時期。

中加關系的提速，是哈珀政府拋棄對華成見、回歸中加建交前后加對華友好路線的結果。作為一個溫和的中等國家，加拿大是西方強國中最先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1970年，特魯多總理頂住美國壓力，在承認“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開啟對華關系的大門，奠定兩國長期友好交往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克雷蒂安總理在臺灣、西藏和人權等問題上尊重中國的國家利益，任內6次訪華推動雙方務實合作。馬丁總理在平等互信的基礎上繼續提升雙邊關系，推動確立中加戰略伙伴關系的新定位。哈珀總理放棄干涉中國內政，摒棄對華人權說教，在司法執法領域展現合作姿態，排除了兩國關系正常發展的政治障礙，為中加關系回暖鋪平了道路。2011年加大選后哈珀政府地位穩固，處理國內外事務愈加自信，處理對華關系也更加理性務實。

中加關系的升溫，是后金融危機時期兩國深化經貿互利合作的現實需要。受金融危機影響，均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和加拿大對外貿易大幅下降，被迫提速貿易多元化戰略。加將中國視為拉動其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在華增設貿易辦公室、加快建設“太平洋門戶”貿易走廊并積極吸引中國投資。在美歐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中國則積極拓展加拿大市場以穩定出口。雙方努力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據中國海關統計，兩年來兩國貿易額激增60%，2011年雙邊貿易額達474.5億美元，繼2009年后再創歷史新高。中國作為加拿大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中加兩國貿易結構的高度互補性，預示著兩國具有巨大的合作潛力。除持續擴大傳統的商品貿易外，雙方在能源、旅游、金融、教育、文化和高科技等領域的合作也全面鋪開。隨著中東局勢的持續動蕩和國際油價高位徘徊，兩國在油砂開采和石油運輸上有望取得突破，在清潔能源和節能領域的合作也勢頭喜人。中國將加列為旅游目的地后，雙方的旅游市場更為廣闊。因保守穩健的風格而安然度過金融危機的加金融業，則為中加深化金融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雙方在中學和大學教育、網絡和生物技術、醫療保健和高端制造業上的合作同樣將繼續造福兩國人民。

中加兩國關系的提升，是國際權勢轉移的必然結果。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為西方國家深化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提出了迫切而現實的要求。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與拓展對亞太地區的出口密不可分。深陷債務危機的歐盟諸國，在內塑改革強健自身同時，無法繼續依靠美國的市場和金融支持。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中國龍年伊始匆匆訪華，拓展中德經貿和金融合作的用意躍然紙上。在美歐難以向加拿大提供更多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背景下，搭乘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快車無疑是明智之舉。近年來，加已將全球貿易戰略的重心轉向亞太，哈珀政府制定的新的“外交政策計劃方案”（Foreign Policy Plan ,FPP）也反映了這一點。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和東盟的經濟發展，成為其不容錯過的戰略機遇。相信在舉辦G20多倫多峰會時，加對此已有了切身感受。

中加關系的強化，適應了兩國內在要求和國際權勢的變遷。不過，在美國“重返”亞太和中美關系競爭性增大的背景下，作為美國的盟國和最緊密經貿伙伴的加拿大提升對華關系，不可避免地引發美國一些政治勢力的醋意。近期圍繞加拿大基斯頓油砂管線（Keystone oil sands pipeline）的走向和加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美國國內出現了不同聲音，中加經貿和能源合作有卷入美國國內政治的征兆。實際上，作為對加政治、經濟、外交和安全關系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美國，大可不必對加在經濟和外交上略微的“脫美國化”神經緊張。加拿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中加關系升溫如果能平息一些美國人對華遏制的沖動，也是中美加三國人民的福分。

中加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面臨國際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國際政治的潛在風險，中加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需要對方。在哈珀總理訪華前，兩國高層、企業界和民間期待著雙方能在經貿、能源資源、科教文衛、司法執法等領域開展更多的交流與合作。只要雙方能夠以平等、智慧的方式處理分歧，中加關系完全能夠成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發展模式國家之間互利共贏關系的典范。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syxj.com.cn/opinion/2012-02/07/content_14548710.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張文宗   編輯   鄧睿   呂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