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本期訪談特別邀請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先生。遲先生稱政府轉型構成了我們整個轉軌時期政府經濟學的一條主線。
【主持人】：遲院長，我覺得研究中國的改革問題，研究中國的政府和市場的這種角色問題，我們不僅應該放在當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還應該放在中國改革開放31年的背景下。就您的觀察，中國的知識界，中國的經濟學界和中國的思想界目前就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他們有哪些共識，有哪些分歧呢？
【遲福林】：這個問題提得特別重要。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是政府和市場作用的一種磨合的歷史；是政府和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歷史；與此同時也是一個市場從建立到不斷完善的一個歷史；也更是政府從不斷轉型，而且在轉型的過程中更有效發揮作用的歷史。
從我的研究來講，我認為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在政府轉型的基礎上的。比如說在市場主體發育不成熟，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政府在一定階段充當經濟建設的主體，比如說眾多項目的直接投資主體，有歷史的客觀性。這是一個歷史，這是一個必要經歷的過程。但是到市場發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尤其是市場主體發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政府就要從經濟建設的主體轉移到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上來，不可能說你就成為一個直接的投資者、直接的建設者、直接的參與市場的競爭者。這個時候你要從直接的建設者轉向經濟性的公共服務。
什么叫經濟性的公共服務？比如說你中長期規劃的科學性，比如說你宏觀經濟政策的預見性、穩定性，再比如說你重要的基礎設施，再比如說你有一個好的市場環境。這些事情是市場對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在這樣一個階段當中發揮有效作用的一些基本職能。所以我這些年來關注的或者是研究的重點課題是政府轉型。我覺得政府轉型構成了我們整個轉軌時期政府經濟學的一條主線。
隨著我們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政府的轉型也要經歷一個不同的階段，比如說我在研究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有一個基本性的結論，也就是我所在的中改院大家達成的一個共識，就是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們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個歷史性的提升。
我們過去30年通過極大地提高經濟總量，解決了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就是說生存性的矛盾是一個主要矛盾。改革開放30年，我們從SARS危機到現在，尤其是后五年，尤其是03年到08年我們看得比較清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的問題、醫療的問題、養老的問題、就業的問題、住房的問題、交通的問題，包括旅游的問題。消費的熱點開始發生變化了。這個熱點有什么變化？就是生存型消費轉向發展型消費。
2008年我們國家消費排在前三位的：第一是食品；第二是教育；第三是醫療。這是排在前三位的。如果放到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遠不是這樣的情況。從消費的這樣一個轉型能夠透視出我們國家已經由以解決人的生存為目標的生存型階段開始進入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的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盡管說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沒變，但是矛盾表現的特征發生了變化。我們如何來解決人的自身發展所涉及的一系列民生問題。這是政府必須面對的一個大問題。用現在的話說，我們真正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拉動消費需求，恐怕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