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國力論、唯意志論必須摒棄
大國意味著擁有強大的力量。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在談論大國崛起的時候,最容易陷入的誤區也在這里。有很多人認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斷增加。但是,即使我們接受國家是力量容器的觀點,也還是要注意那個“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塊木板決定的。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間,俄國經濟總量與英國相近,俄國軍事力量與英國相近,俄國國土面積遠大于英國,總之,這是兩個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國在這一百年間一直是世界大國(霸國),俄國卻只能算是地區大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同英國)和同日本的戰爭中都失敗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國的“制度短板”,用列寧的話說,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
因此,當我們談論自己的力量的時候,需要消除綜合國力的幻覺。人們習慣從綜合的角度對大國作出界定。一個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衡量綜合國力的辦法。但是,這些辦法得出的結論,只具有參考價值。原因是不同領域的要素,如何能綜合起來?綜合起來的國家權力要素存在的結構差異,如何衡量?還有,目標或方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它決定著力量朝著什么方向綜合,目標或方向如何被計算呢?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內部、外部環境一直處在變動之中,這些變動一般還是悄然進行的,當人們明顯地意識到這些變動并被計算的時候,就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樣子了,所以一般的計算都帶有“刻舟求劍”的味道。
綜合國力論所掩蓋的,是力量在結構上的不均衡和在質量上的不同質。這種不均衡和不同質無法通過綜合而消除,反而被綜合所掩飾起來了。訴諸歷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質造成的問題,往往比綜合起來看的總體力量更為關鍵。
中國的社會結構近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力量在這些社會結構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這些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述四個方面的基礎性領域。因此,需要在均衡的、和諧的發展觀指導下,解決這些問題。
談論大國時容易陷入的第二個誤區,是認為成為世界性大國意味著自己的意志從此就可以得到伸張。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和危險的。越強大的國家,越需要節制。世界性大國意味著解決世界性問題,因此需要世界性的合作。看一看歷史便知道,那些只是一味伸張自己意志的國家,動輒用暴力手段貫徹自己意志的的國家,都是不能持續的。一個大國,只有自我節制并為體系提供公益,才可以存在。沒有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最為強大,也抗不住大多數國家的聯合抵制。
從地理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具、大國環繞的國家,而且,四周分布著幾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破碎地帶”,比如中亞、東南亞和朝鮮半島等。這為中國和平發展制造了地理難題。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避免形成圍堵中國的聯盟,就成為我們的重要任務。在這里,借鑒俾斯麥為1871年之后的德國設計的外交是有意義的。
作為新興的大國,德國一直為被周圍大國聯合遏制的“聯盟夢魘”所困擾。俾斯麥為德國設計的大戰略是,營造一種“除法國之外的所有大國都需要我們的整體政治環境,并利用它們在相互關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它們形成反對我們的聯盟”。他構建的復雜網絡,不是為了聚斂權力,而是為了削弱權力,為了使別的國家不把德國視作威脅。
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為中國設計了“不當頭”的戰略。當時,“不當頭”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不當頭”獲得了新的含義。即“不當頭”就是與所有國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關系,不與個別國家建立針對第三方的所謂軸心關系,維持現狀,穩在亞洲。
近年來,中國幾乎與所有國家都緩和了關系。中國與“衰落外交”時期侵略過中國的國家、“革命外交”時期與中國為敵的國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有的還成了我們的戰略合作伙伴。
如何處理同美國和日本的關系,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上顯得特別重要。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同時,日本加快了擺脫戰后體系約束的步伐,美國則強化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因此,這兩個國家構成了中國崛起外交的難題。在未來若干年里,對中國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戰,將是美日同盟,該同盟最近有針對中國進行調整的趨勢。美日同盟中,美國更為關鍵一些。
有一段時間,中國公開表示,對美外交是“重中之重”。這個說法后來不再被提及。實際上,這樣表述,并無不妥。美國是當今與中國利益聯系最為密切的國家,無論是戰略上還是經濟、軍事、文化和人員流動上,都是如此。處理好對美關系,是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核心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