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國力論、唯意志論必須摒棄
大國意味著擁有強大的力量。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在談論大國崛起的時候，最容易陷入的誤區也在這里。有很多人認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斷增加。但是，即使我們接受國家是力量容器的觀點，也還是要注意那個“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塊木板決定的。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間，俄國經濟總量與英國相近，俄國軍事力量與英國相近，俄國國土面積遠大于英國，總之，這是兩個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國在這一百年間一直是世界大國(霸國)，俄國卻只能算是地區大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同英國)和同日本的戰爭中都失敗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國的“制度短板”，用列寧的話說，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
因此，當我們談論自己的力量的時候，需要消除綜合國力的幻覺。人們習慣從綜合的角度對大國作出界定。一個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衡量綜合國力的辦法。但是，這些辦法得出的結論，只具有參考價值。原因是不同領域的要素，如何能綜合起來?綜合起來的國家權力要素存在的結構差異，如何衡量?還有，目標或方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它決定著力量朝著什么方向綜合，目標或方向如何被計算呢?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內部、外部環境一直處在變動之中，這些變動一般還是悄然進行的，當人們明顯地意識到這些變動并被計算的時候，就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樣子了，所以一般的計算都帶有“刻舟求劍”的味道。
綜合國力論所掩蓋的，是力量在結構上的不均衡和在質量上的不同質。這種不均衡和不同質無法通過綜合而消除，反而被綜合所掩飾起來了。訴諸歷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質造成的問題，往往比綜合起來看的總體力量更為關鍵。
中國的社會結構近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力量在這些社會結構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這些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述四個方面的基礎性領域。因此，需要在均衡的、和諧的發展觀指導下，解決這些問題。
談論大國時容易陷入的第二個誤區，是認為成為世界性大國意味著自己的意志從此就可以得到伸張。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和危險的。越強大的國家，越需要節制。世界性大國意味著解決世界性問題，因此需要世界性的合作?？匆豢礆v史便知道，那些只是一味伸張自己意志的國家，動輒用暴力手段貫徹自己意志的的國家，都是不能持續的。一個大國，只有自我節制并為體系提供公益，才可以存在。沒有一個國家，即使這個國家最為強大，也抗不住大多數國家的聯合抵制。
從地理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具、大國環繞的國家，而且，四周分布著幾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破碎地帶”，比如中亞、東南亞和朝鮮半島等。這為中國和平發展制造了地理難題。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避免形成圍堵中國的聯盟，就成為我們的重要任務。在這里，借鑒俾斯麥為1871年之后的德國設計的外交是有意義的。
作為新興的大國，德國一直為被周圍大國聯合遏制的“聯盟夢魘”所困擾。俾斯麥為德國設計的大戰略是，營造一種“除法國之外的所有大國都需要我們的整體政治環境，并利用它們在相互關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它們形成反對我們的聯盟”。他構建的復雜網絡，不是為了聚斂權力，而是為了削弱權力，為了使別的國家不把德國視作威脅。
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為中國設計了“不當頭”的戰略。當時，“不當頭”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不當頭”獲得了新的含義。即“不當頭”就是與所有國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關系，不與個別國家建立針對第三方的所謂軸心關系，維持現狀，穩在亞洲。
近年來，中國幾乎與所有國家都緩和了關系。中國與“衰落外交”時期侵略過中國的國家、“革命外交”時期與中國為敵的國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有的還成了我們的戰略合作伙伴。
如何處理同美國和日本的關系，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上顯得特別重要。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同時，日本加快了擺脫戰后體系約束的步伐，美國則強化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因此，這兩個國家構成了中國崛起外交的難題。在未來若干年里，對中國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戰，將是美日同盟，該同盟最近有針對中國進行調整的趨勢。美日同盟中，美國更為關鍵一些。
有一段時間，中國公開表示，對美外交是“重中之重”。這個說法后來不再被提及。實際上，這樣表述，并無不妥。美國是當今與中國利益聯系最為密切的國家，無論是戰略上還是經濟、軍事、文化和人員流動上，都是如此。處理好對美關系，是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核心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