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國模式”：經驗與鑒戒
“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中國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相當代價。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深刻的教訓，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不僅對于中國自己在未來的發展，而且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戰、利用自身優勢實現國家現代化，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的“北京共識”一文，使他在海內外一舉成名。這表明，近年來關于中國的討論受到國外輿論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世紀晚期，拉美經濟危機、東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都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直接相關，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礎，它們表明了建立在“華盛頓共識”上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的局限。
其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奉行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必然會有人從理論上概括和總結。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新課題，它們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得人們加倍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東西。其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強大和崛起，勢必會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甚至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因而也必然會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深切關注。
雖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識”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為它與早已聲名遠揚的“華盛頓共識”相對應，但我并不贊同這一提法，我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肮沧R”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簡單地說，“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實際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
在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中國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相當代價。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深刻的教訓，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不僅對于中國自己在未來的發展，而且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戰、利用自身優勢實現國家現代化，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正在形成之中，還沒有完全定型。它的一些典型特征開始初露端倪，但尚未充分展露。我認為，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應當從成功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兩個方面來分析，對于“中國模式”也應當從這兩個方面來觀察。
一、“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時代，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對外開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國內改革；而徹底的國內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對外開放。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需要跨國公司和外國的雄厚資本和先進科技，更需要它們先進的管理制度和思想觀念。國內政治經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觀念、科技、文化和制度。
對外開放既是一個資金和技術的引入過程，更是一個學習先進觀念和管理制度的過程。鄧小平同志把“改革開放”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并把它當作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戰略，表明了他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所處的這種時代背景的深刻認識。
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發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取決于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發展中國家并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輸家，而發達國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贏家。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化挑戰時也擁有自身的優勢，只要政府應對得當，就可以成為全球化的贏家；反之，發達國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勢，如果應對不當，同樣可能成為全球化的輸家。在這里，成功的關鍵在于將自身優勢與全球化的優勢很好結合起來。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之一，正是采用了這樣一種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戰略。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穩定是發展的前提，沒有穩定就無從發展。但只有發展才能帶來真正的穩定，而唯有改革才能推動發展。所以，改革、發展、穩定之間存在著辯證關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條比較實用的策略是，先穩定后發展，以發展促穩定，以改革促發展，實現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協調和平衡。正是遵循了這樣一種協調發展的策略，中國力求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軟著陸，并且比較成功地實現了社會的平穩轉型，在推進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整體變遷的同時，沒有出現國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蕩。
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市場經濟的邏輯力量在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它已經成為全球的抽象。因此，經濟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導向。但是，市場決不是萬能的，市場失效在發展中國家甚至比在發達國家更容易發生。因而，公共部門同樣要在資源的合理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是克服市場失效的必要手段。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場經濟并不必然排斥強政府，這里的問題不在于要強政府還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時何地應當強大或弱化。中國在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的同時，始終維護政府的強勢地位，不斷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社會持續有序發展的重要保證。
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為了避免劇烈社會動蕩，適應全球化挑戰的改革必須十分審慎。一方面，由于改革的復雜性，簡單的“休克療法”不足為訓，而應當采取漸進的改革策略，努力實現經濟轉型和政治發展的軟著陸；另一方面，政治經濟改革并不只是一味地緩慢進行，該突破時必須果斷突破。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一個基本原則是，必須從總量上增加大多數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使多數人從改革中得到好處。人們之所以說中國的改革獲得了成功，并不是沒有看到部分人的相對利益受損，而是看到絕大多數人的整體利益因改革而得到了明顯增加，使每一個人的絕對收益或多或少得以增多。
二、“中國模式”備受全球關注
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發展模式，決不只有成功經驗，也必然有其深刻教訓。根據這樣的思路，我認為，作為以相當的代價換來的教訓，“中國模式”的以下戰略選擇也同樣值得高度重視，在未來發展中甚至會變得日益重要。
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社會發展首先是經濟發展，只有經濟迅速增長，才能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經濟發展等同于社會發展，更不能將發展簡單等同于GDP的增長。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目標，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是一個社會全面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過程。經濟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人口增長、國民素質、社會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協調，最終促進人、社會和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按照我的理解，作為執政理念和總體戰略的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全面進步或協調發展的戰略策略。
必須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效率和公平都是發展所要追求的價值，從根本上說兩者不可偏廢。在改革初期，為了打破絕對平均主義傳統，奉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當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政府必須及時調整策略，將效率與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對困難群體和落后地區實行必要的政策性傾斜，避免財富和權利在人與人之間造成分化，避免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新的不平衡。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現在的中國，無論是政府領導人還是社會輿論，開始日益強調社會公平。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平與效率至少應當具有同等地位和價值。
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過程，也是一個民主化過程。民主作為一種普遍的人類價值，主要不是發展的手段，而是發展的目標。以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基本價值，正像福利是一種基本價值一樣。
政府不僅擔負著領導經濟發展的責任，也擔負著領導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發展重任。如果說，善治是全球化時代的理想政治發展目標，那么，善政便是達到善治的關鍵。政府既要推動以法治、參與、人權、透明、穩定為目標的全社會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動以分權、效率、責任和服務為目標的自身民主治理。政府要擔負起在全球化時代實現現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應當成為民主的表率和創新的表率。
政府在全球化時代要對公民承擔更大的責任。全球化在某些方面確實削弱了傳統的國家主權，但在另一些方面卻加強了國家的權力。全球化時代，公民的風險不是減少而是明顯增大，公民的權利要求不是削弱而是增強了。政府的能力不僅體現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還日益體現在維護和增進公民的社會政治權利方面。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政府必須有更強的能力保護并且增進公民在安全、人權、福利、參與、就業等方面的權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全球化對傳統國家主權的嚴重挑戰正在成為現實，但國家主權和國家權力，仍然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最重要保障。
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好合作、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良好合作，是善治的實質所在。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公民社會的產生，全球化和民主化則要求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政府對公民社會應當采取鼓勵和合作的態度。政府應當積極培育和扶持公民社會組織，為民間組織的成長創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環境。政府應當讓民間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使民間組織也成為治理和自治的主體。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都是平等的法律主體，它們對社會進步承擔著同樣的責任，公共部門應當增強與私人部門的合作與交流，充分發揮私人部門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民間組織和私人部門也是全球化進程的主體，政府和公共部門應當創造有利條件讓它們更多地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現代化戰略，因此，要真正認識它的意義，必須對全球化的性質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有一個正確認識。
全球化是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征，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實現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能否獲得成功，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如何處理全球化與民族化、普遍化與特殊化的關系，國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體現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談到全球化問題時，常?？梢月牭竭@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全球化就是東西方的趨同，是人類走向大同世界，是經濟社會的一體化和同質化。由此產生出兩種極不相同的全球化對策：一種認為應當舍棄一切去尋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種則認為應當以自己的傳統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趨同傾向。這種觀點，從根本上說是片面的和不適當的，缺乏對全球化過程辯證性質的認識，由此得出的結論就很可能是錯誤甚至是有害的。
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內在的充滿矛盾的過程，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既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是民族化與國際化的統一。對于目前中國的特定發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著現代化加中國化，或者說是現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就必須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它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反之，越是發揚我們的本土優勢和民族特色，就越能掌握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動權。這聽起來有點自相矛盾，其實，全球化就是一個矛盾和悖論。但它是合理的和現實的，因此，我常常把全球化稱為一個合理的悖論。
一個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達到社會現代化的目標，關鍵一點就是政府駕馭全球化的能力。中國現代化戰略之所以成功，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擁有較強的駕馭全球化的能力。這一能力得益于以下這些應對全球化挑戰所采取的措施：對全球化進程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和預見，從而選擇了主動、積極而又獨立的全球化戰略；提高政府官員素質，及時將具有全球眼光和戰略思維的知識精英選拔為公共部門的領導人，并且廣泛開展以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為主要內容的官員培訓；發展起一套靈活的、適應能力很強的制度和機制；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境；政府對社會和市場擁有很強的宏觀調控能力。
就內部而言，綜合國力競爭，是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根本所在。綜合國力有多方面內涵，簡單說，可以分成兩個方面，即所謂硬實力和軟實力。提高硬實力，就是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經濟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鞏固國防力量，這是增強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家軟實力也變得日益重要，例如，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儲備情況，政府的凝聚力，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因此，在全球化時代，要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增強國家實力，僅有經濟和軍事力量遠遠不夠，還必須有政治、文化和道義力量。
就外部而言，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民族國家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必要條件。全球化進程，特別是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使國與國的相互聯系和依存空前增強。國內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取決于國與國經濟社會的交往與合作程度。因而，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不僅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需要，也是經濟一體化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和平發展是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經濟社會振興的必由之路，對中國而言，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選擇。也正是因為人類走進了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穩定發展事實上也已經有機地融入國際的社會穩定發展進程，中國的和平發展是對世界和平事業的直接貢獻。
總之，“中國模式”借鑒了許多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與教訓，同時又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它既是對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理論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人類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作者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政府創新咨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