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網評：中國發展模式及其潛在性危機
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推進過程中，拉美和東亞迅速崛起而發展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而混合經濟所有制、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和集權型的現代化國家權力結構相互連結的獨特的東亞模式，尤以東亞的經濟高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成功現代化成為世界矚目的奇跡。
但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打擊下，東亞模式遭受了巨大的挑戰，各國均遭受經濟損失和社會動蕩，而中國卻不僅經受了危機的考驗，并且經濟仍呈現著高速增長的態勢，但種種中國崩潰論和危機預言仍是不絕于耳，基于這些情況，我想對中國模式與其潛在的危機做一些探討。
中國發展模式
作為晚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中國錯過了多次現代化浪潮，而始于1978年的中國轉軌改革，本質上講就是中國政府在新的思路下對社會主義經濟進行的全新探索，是在原有框架內無路可走的不得已選擇，這種選擇也可以理解“為帝國制度通過自己的變體與世界接軌、調整自我以適應內外環境的又一次努力，是以延續黨國壽命為目的的重大策略調整”。
縱觀中國百年來的改革甚至于革命，很難用馬克思的經典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來判斷，而是相反，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從輸入西方的思想觀念開始，至上而下的改革或革命。社會學家曹錦清認為：共產黨新政權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也主要是滿足追趕的要求，要在較短的時間內達到民族的獨立和民族的富強，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心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本質上不要現代化，只關心增長速度，只一味求強求富，繼而形成一個斷裂的畸形的國家社會形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模式是典型的“漸進式改革”的發展模式，而鄧小平用“摸著石頭過河”精辟地概括了中國的改革模式。這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國雙軌運行的體制以及改革沒有明確的目標性和方向性。
改革的起點是計劃體制。改革的策略是在計劃體制中不斷引進市場因素，由此形成了一種過渡性體制——“雙軌制”。隨著新因素的逐漸壯大和舊因素的逐漸消亡，市場體制的主導地位得以確立，最終形成新的“單軌制”，即以市場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而在改革發展中，政府始終處于主導地位，政府總是在所有可行方案中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實施。同時，政府運用行政推動的方式，以及強大的宏觀調控手段，保持高水平的社會投資和經濟增長。有學者總結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政府推動，雙軌增長。
改革開放是對社會主義合法性危機的反應。鄧小平希望通過有限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加上更加有限的政治和社會改革，贏得經濟增長，借此維持甚至強化執政黨的統治地位。然而，改革不但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深刻地改變了它的政治屬性和社會結構。而后者并不是出于改革者本身的初衷。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市場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而加入WTO 更意味著“對外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可以說，時至今日，就經濟改革而言，剩下的僅僅是“修修補補”的技術性工作。但是，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布道下，政治改革卻長期被束之高閣，近十年來所謂的漸進式改革，基本上“假改革、臨時拼湊的內容日見其多，而根本改革的內容日見其少”。
90年代中期以來在政策研究圈流行的一句話：宏觀好，微觀不好，它的含義是：從宏觀角度去看，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保持相當高的速度，中央財政狀況明顯改善，商業銀行資金充裕，少數都市非常繁華；而從微觀層面觀察，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多數企業開工不足或產品嚴重積壓，失業規模不斷增大。也就是說，宏觀的“繁榮”和微觀的不景氣表現為鮮明的反差。孫立平教授指出，這種現象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之間開始出現了斷裂。
我們僅從一組官方的數據中就可以窺見其中斷裂性的真實存在：1997年中國的GDP增長率為8.8%，從業人員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長了7.8%，從業人員僅增加0.5%；1999年GDP增長7.1%，從業人員增加0.89%；2000年GDP增長8%，從業人員增加0.79%。
面臨一個結構斷裂的社會，面臨一個非帕累托累進的發展現實，我們不得不透過重重繁榮發展和形勢一片大好的數字的迷霧，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致命弱點與所面臨的困境作一番剖析。
經濟增長的背后
鄧小平在對這二十年改革的理論預設時，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作一種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鄧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界定當中，也是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他反復地強調，如果出現貧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產生兩極分化，就是說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如果這從一種手段轉變成了目的，轉向一種難以逆轉的結果，那么，他反復告誡全黨，這個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而幾年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下一個崩潰的亞洲國家會是中國嗎？雖然他并未給出答案，但他明確地將中國的經濟可以歸類為“壞的經濟”，是那種即將進入危機狀態的經濟體。
負責企業金融交易事務工作的華裔美籍律師章家敦博士一針見血地道破中國的所謂“亞洲奇跡”，乃是“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以及官商權力資本以一種近乎洗劫的方式，極力支撐出來的表面繁榮。”作為中國崩潰論者，他在他的《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中指出：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1997年，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內部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于緩慢的下滑過程中，更表現在中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漸進改革已經完全失去了動力。“金融改革毫無起色、國企問題日趨嚴重、貪污及社會貧困開始制度性彌漫”，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不過是以一種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國這種漸進模式的另一面。本來是中國領導人痛下決心、革除體制積弊的時候，但自尊心和現實經濟的壓力驅使，中國領導人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短期經濟表現，以GDP為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達到“瘋狂”的程度。朱镕基在任時所稱改革的雷區，至今仍未有觸及。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嗎？不過是“將這種沖擊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給了中國的弱勢階層”罷了。
中國政府仍然是一個權力完全不受監督但卻掌握大量壟斷資源的政府，中國的民間財富已經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趨勢。通過稅收，通過毫無約束的借貸，通過股市募集，通過各種對行業的壟斷與封閉，通過各種橫征暴斂。而政府行為的“企業化”、“市場化”必然導致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失效。資源向大型壟斷企業集中的趨勢中，我們已經隱約看到了俄羅斯“寡頭經濟”的輪廓。
在所有者缺位，上級官僚代理人監督不力的條件下，官僚代理人出賣委托人利益通常會獲得更高的收益。這種扭曲的激勵機制導致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全線潰敗。國有企業在競爭中潰敗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擔了過多行政和社會福利職能，它要承擔官營工商業體系創立時期以低工資形式欠下的職工福利和養老的債務。在潰敗面前，與國有企業利益相關的官僚集團一方面利用行政權力建立壟斷壁壘，保護自己不受市場競爭的威脅，另一方面則利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轉嫁自身的破產危機。在抓大放小，做大做強的背后，是政府不斷地以“合法的手段”向國企大量輸血和通過壟斷高價攫取國民財富。
“一個自身權力不受制約，可以憑借合法暴力敲詐勒索、索賄受賄，可以出賣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會和子孫后代轉嫁風險的統治集團，是一個吸引力巨大的社會集團。這個集團吸納寄生人口的膨脹趨勢是歷代帝國都無力禁止的。”而行政擴張和權力接管都只是這一社會集團的手段。黨政的腐敗，尤其是行政權力二十年來持續的擴張，行政機構的增設、人員的膨脹是其表象，而實際上是這個行政權力日益凌駕于社會。
由于在形式上建立起來的要素市場及其運行機制重新為行政權力“接管”，不僅漸進的市場化進程會被停滯，而且作為舊體制的基礎和核心的那些因素（集中表現為行政權力的管制和壟斷）嚴重侵入剛剛初步形成的市場體系，并因此獲得新的“生長點”，這就一定會使市場關系特別是要素市場發生嚴重的扭曲和惡質化，造成“轉型中的變形”。在東亞模式的失敗的教訓中，因為政府控制著經濟運行的所有要素，而企業不得不考慮政府目標而非自身單純的追求利潤，由此，企業的高投入、高增長、低產出、低效益的怪圈也不得不普遍存在了。2003年中國GDP 11萬億人民幣，占全球GDP3%，卻耗用了全球30%鋼材，40%水泥，30%煤炭，13%電力，堪稱浪費下的奇跡。同時，由于中國政府大量的壟斷資源（包括金融）和大量不公平壁壘的長期存在，不僅扼殺了民營、非公有制企業的生存空間，而且提高了其成長的成本。
眾所周知，在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只有市場化沒有民主化。國人缺少起碼的權利，無法形成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致使權力者巧取豪奪，化公為私。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就是權力者在處置國有資產和使用公共權力的寬闊選擇空間之中巧取豪奪，化全民之公產為官員及其裙帶關系者之私產的過程；中國的私有化，就是權貴的私有化。時至今日，公共資產已經嚴重流失，并且還在繼續流失，權力者大發橫財，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現象令人觸目驚心。
權力資本一直寄生于中國漸進改革的體制縫隙中，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甚至是倒退，權力資本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多的機會在合法的體制中大量復制。雖然這種后果是中國漸進改革（本質上卻是在維護秩序穩定的約束條件下，無原則地刺激“權力”的積極性來推動的改革）的一個邏輯必然。“雙軌制”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沒有公眾監督，沒有獨立的司法、銀行和中介機構，而官員卻擁有巨大的權力，腐敗怎么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賬、金融風險、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錢權勾結、、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彈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發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
權力資本經濟或官僚資本發展至今，中國的腐敗已然呈現體制化、糜爛化。“裙帶資本主義”正迅速破壞著現代市場經濟合理有效運轉所必備的公平機制，如克魯格曼所指出：“它在損害整體經濟的情況下培育了難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從而成為危機的根源。”而不平等、國有企業低效率、金融風險、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則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
當代中國事實上與資本主義誕生時期的歐洲一樣，面臨著一個無法有效阻止資本流動而自己不受傷害的競爭性環境。改革開放的局面是任何一個有自身財政利益和穩定要求的地區，都被迫與國外、港臺和國內其它地區進行投資環境的競爭。不肯或不能創造一個交易成本較低的政治法律環境，就要創造一個勞動力或其它生產要素更加便宜的環境。這就意味著降低土地價格，禁止組建工會，降低對工人利益的保護，降低對環境的保護。總之，以工人農民和全社會甚至子孫后代的利益補償惡劣的政治環境，以此維持本地環境對資本的吸引力，維持經濟增長和政權穩定。可是，這樣的增長和穩定注定是短命的。
中國漸進式改革具有矛盾積累的性質。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盡管承認休克療法的失敗，但同時認為俄羅斯實現了憲政轉軌，而中國卻沒有，所以中國改革前景的不確定甚于俄羅斯。
那個統治者根據自身狹隘利益裁剪一切的制度，無法容納更無法激勵億萬人民的發明創造。這種政治制度的禁錮日益成為人民身上的種種束縛，使邁向知識經濟時代所必需的創造性就被可悲地束縛住了。
許多經濟技術官僚主張使用由市場經濟提供的經濟激勵機制，但卻忽視由民主政治所保證的政治激勵機制，這意味著實行一種極不平衡的制度基礎。當一個國家運氣不錯、未經歷嚴重的災難、一切順利時，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當經濟或其他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發生政策失誤而未予糾正時，由此會產生不安全的危險，這時哪怕一個國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潛伏著這類危險。
未來的中國
種種紛繁的表象，但癥結其實卻很明顯。所面臨的問題也已經被反復證明過，只是對于付諸行動，既得利益集團和受蒙蔽的弱勢群體成為了改革的抵制者。一劑改良貼是：盡量減少行政審批，限制行政許可；使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把必要的行政許可置于監督之下，建立法治社會[16]。但若要從根源上鏟除病癥，使中國走上更為健康良好的道路，就非民主與憲政體制不可。任何科學、任何真理，并不因為發明者的民族身份就變成地域性的。歐美不是因為發達了、強大了才有民主的，事實上，民主與發展的關系，如果不是與上述看法恰恰相反，至少也是相輔相成的。民主、自由、人權不是西方的專利，而是現代人類的選擇。
未來的中國充滿了偉大的機會。這個國家人口如此眾多，資源如此緊張，追隨工業文明的道路必定是困難重重的。各種資源的價格將隨著這個龐然大物的需求的增長而昂貴到必須尋求替代的程度。中國所提供的這種壓力，它處在第一線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再加上無法將這種壓力轉嫁于他人的合理制度，將迫使和誘導中國用最多的人力和聰明，以最高的熱情尋求替代性的文明。而東亞模式所遭受的巨大挫折也已證明，權威主義的政治統治是不符合人類經濟發展和歷史潮流的。中國，這個人口龐大歷史悠久的“帝國”，如何選擇一條自新的，富有前途與光明的道路？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以及任何具有責任感的公民，通過點點滴滴的日常言行，對前途與命運的關懷，對更合理的制度與文明的訴求，規避可能的民族與國家的生存危機，去順應與促進歷史的潮流與時代的脈流的發展。（來源：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5733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