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既奉行經濟實用主義，同時又不失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這樣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兩者完全可以兼而有之且意義重大。假設我們希望（實際上我們的確希望）生活在一個和平、和諧發展的社會中，那么我們必須在經濟再生產過程中引入新的價值觀，但是不能忽略實用主義的要求，原因在于這是理性經濟管理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特點。我們需要采取更加務實的方法，增進多元文化，分享全球化，增進社會凝聚力，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體系。

意識形態與實用主義之間并無矛盾，因為支撐社會管理過程的核心價值觀及其經濟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無須為短期經濟問題或策略問題犧牲基本原則，而是應當采取與這些原則相適應、切實可行的戰略行動。此事至關重要，也為未來政治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收入分配平衡有助于經濟長期增長

收入關系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這一結論源于一系列長期的比較研究，其正確性不容置疑。收入分配比較平衡的國家，其經濟發展更具可持續性。而且，與貿易自由化和政治制度相比，這些國家的收入關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顯然更大。這表明了未來發展政策應特別注意的方面即收入分配平衡。

一舉實現兩個目標的可能性尤為重要。這是切實可行的，原因在于一個目標（即社會可持續性收入分配）同時也是實現第二個目標（即經濟增長）的一個手段。這種關系沒能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及源于這種思想的經濟政策所理解，從而產生了一場自我毀滅的嚴重危機。此外，這種關系也被推動國家資本主義各個方面的經濟思想所遺棄，正因如此，國家資本主義的前途也不見光明。現今，我們步入了新實用主義時代。

我并未低估新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之間對抗的重要性，但這種對立并非決定未來發展的關鍵。未來將取決于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市場經濟（以新實用主義形式為基礎）這兩種觀點的對抗結果。沖突主線將在努力恢復其實力和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和與其敵對的國家資本主義及真正的經濟、社會進步概念之間展開。它應惠及廣大民眾，而不僅僅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這些“精英人士”的行動往往受個人利益驅使，并得到其在政治、媒體和“科學”領域高收入代言人的支持。對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如果長期處于大批被貼上遭受社會排斥的“邊緣化”標簽的經濟弱勢群體與一小部分生活奢華的“精英”共存的境地，都是沒有前途的。

增加國家稅收并不意味著提高稅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承認，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和歐盟）推行的、旨在克服危機的政策，應注重增加主要來自富裕人口階層的稅收，而非削減主要針對貧困社會群體的預算支出。這一點非常有意義。我們必須立即補充說明，增加國家稅收并非總是意味著提高稅賦，因為這一目標也可以通過消除免稅額和改進應收稅款的收繳方式來實現。通常，這種措施將帶來有利于增長的最終需求結構的變化，并縮小收入差距，從而消除危機產生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樣，從長遠來看，旨在減少分配不平衡的收入再分配，也有助于自由經濟體的經濟發展。

此外，在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一個國家可通過減少不均衡分配，而不是只通過數量增長實現社會滿意度的大幅提高。這是制定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提示，而且對整個教育體系也應該是個啟迪。我們對其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把握其方向。不過，這其中也存在風險：因為本文堅持的政策可能轉化為平民主義，而不是實用主義。此外，鑒于生產增長很容易量化，而社會滿意度的估量又很容易被操縱，因此實現的難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