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和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相對人口增長而言都更快更高,使銀川有足夠的底氣承接這些新市民。”銀川市副市長李守銀分析。

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有如銀川這樣獨特的條件,能順利得到并完整保留用工合同、納稅等證明的外來務工者也只是少數,遭遇復雜瑣碎的現實時,很多人被擋在了城門之外。

“花100元辦個假戶口,女兒一學期就省了500元借讀費,賺了!”這是從甘肅隴西來銀川打工20年的李錄定,在面對戶籍障礙時曾經做出的選擇。

“再不能讓娃娃遭罪了。”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曾經沒學上、沒臨時工當、“一輩子受沒城里戶口苦”的賈西海,在1985年時花了2萬元,為老婆和3個孩子轉了城市戶口,3個孩子順利讀上城市學校。

李錄定和賈喜海的遭遇,只是無數為一紙戶口費盡周折的中國人的寫照。他們一直在用自己的智慧,一次次試圖沖破那張紙的限制。

與西馬銀人對城市戶口的“翹首企盼”不同,當銀川的“城門”真正向農民打開時,有些站在“城門口”的農民卻開始猶豫、張望,他們到底在想什么?

統計數據顯示,銀川戶改新政實施2個多月來,當地農民辦理“農轉非”的只有3戶。

“1995年花2000塊錢轉的戶口,只享受了一年低價糧油供應,虧大啦!”銀川市賀蘭縣習崗鎮新勝村村民殷進怎么也沒想到,當年讓人羨慕不已的城鎮戶口,卻成了他如今最后悔的事。

和他一樣曾在上世紀90年代花錢轉戶口的人,如今最懊惱的就是,當土地被征用時,他們無法得到每人45平米的住房補償。

新勝村是一個縮影。如今,擔憂和糾結,成為站在“城門口”的農民最生動的寫照。

他們擔憂,一旦無法在城市立足,還能不能退守到土地這一最后的保障;他們糾結,向往城市里更好的福利和更舒適的生活,卻又舍不得指日可待的土地收益。

“我老婆孩子的戶口都轉過來了,我自己的還是留在農村了,這樣娃娃上學用城市戶口,我在老家的地也能保留。”銀川戶改新政出臺后,符合條件的李錄定,卻為自己和家人選擇了不同的“歸宿”。

一半農村、一半城市,兩頭的利益都想占——在擔憂和糾結中,這種畸形的“二元家庭”模式,成為“李錄定們”精心盤算的藍圖。

“戶口看似是一張紙,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農民表面上追求城市生活,實質上始終在做利益盤算。”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說,“如果戶籍改革中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那不是農民的錯,而是政策出了問題,搞得農民行為扭曲。”

“誰不想當城里人,”62歲的王國舉說,“可進了城又沒了地,吃什么,住什么?”

老人的問題不好回答。是否可以允許農民“帶土地進城”?是否能用土地換來城市的保障?城鄉利益如何公平轉換,成為了一道橫亙在城鎮化進程中的難題。

“我老家在湖北農村,還有地,我不打算在城市落戶,畢業后可能要回家搞規模化種植。”寧夏大學人類學系研究生向建華說。

“我的戶口在山東老家,也不打算轉戶口,因為在老家農村戶籍的可以生二胎。”向建華的同學于麗平說。